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摘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述，关键在于把握其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理论自觉、理论自强。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需要正视它在当今世界依然被冷遇的事实，同时厘清其理论思维和价值导向的比较优势，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当代价值的执着信念。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需要通过认真研读经典著作来把握其中的理论逻辑，在形成和演变过程中透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并把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有机统一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强，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供给，构建融通中外、“自塑”而不是“他塑”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遵循从特殊性到普遍性再到特殊性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习近平；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理论自觉；理论自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研究”(15AKS0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的阶段性成果。

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政治传统，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文化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有过丰富、系统的论述，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自觉、自强三大问题的阐发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从根本上讲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强的实现程度，而后者须建立在高度的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的基础上。丧失理论自信是“妄自菲薄”，而缺乏理论自觉则是“妄自尊大”，这两种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强都是极其有害的。对此进行学理上的探讨，有利于深刻领悟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的精神实质，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中增强坚持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

理论自信是国家、政党或社会成员对于理论本身的价值及其生命力的充分肯定。理论自信须以理论自觉为必要条件，但反过来又对理论自觉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深厚情怀，有利于在准确认知的条件下提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进而实现这一理论体系的自强。

不容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被冷遇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东欧剧变以后，各种“共产主义死亡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声名鹊起，马克思主义经常被视为与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社会格格不入的“异端邪说”。这些论调中有英国学者波普尔基于理性批判立场得出的“马克思的预言已经被彻底证伪”的诘难，但大多数“攻击”则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而有意为之。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堪称典范，为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被日益边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中国，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一定程度上，伴随转型期而来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化同样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被冷遇的事实。对此，习近平有着清醒的认知，他指出：“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1]这些问题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自信的表现，但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理论自觉的缺失。实事求是地讲，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内之所以遭到一定的“冷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自身的主观因素所导致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政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知半解，却热衷于跟风式、口号式的“高谈阔论”，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了“空洞乏味的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导致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归结起来都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观点的偏离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比如，无论是腐败的执政党，还是僵化的社会经济体制，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背道而驰的。如果依据在理论和实践上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显然是有悖常理和站不住脚的。进一步讲，这一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不仅没有“证伪”了马克思主义，反而是从反面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的“证实”。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以及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马克思主义在场的鲜活例证。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对19世纪中期以来的理论和实践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在于它自身蕴含的真理性内容，而不是英国学者沃尔夫所谓的其他“比真理更令人感兴趣的东西”。[2](p100)正如习近平所言，“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1]而衡量一种理论科学与否的标准，在于它是否对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具有足够的解释力，以及是否能被这个时代的民众所掌握并增进他们的共同福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彰显，关键在于它在21世纪依然掌握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具体表现在：这一理论体系为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思想武器，在当前仍不失为人们观察现实问题、分析社会矛盾的“伟大的认识工具”，而且是人类憧憬和追求美好未来的精神支柱。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立根固本，就是要做到“不忘初心”，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和追求。“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足了功夫，才会有强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3](p263)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源于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而后者需要建立在对其科学性和当代价值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但坚定这种自信，并不意味着像中世纪的欧洲人对待“神学”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真理。这是因为，每一种科学理论都内在包含着解释外部世界的完备性与体系内部的相容性之间的矛盾。倘若追求对世界解释的绝对完备性，那么，理论体系的内部必然会出现冲突和不协调，而反之亦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进一步阐释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4](p17)然而，承认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并不能据此否定它相对于其他学说的比较优势，“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1]具体来讲，除了自身蕴含的真理性内容，比如实践第一的观点、历史规律论、唯物辩证法、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马克思主义还在理论特性和价值导向上具有无可比拟性。一方面，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这一理论“不崇拜任何东西”[5]（p22)、“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6](p7)这种指向理论自身和外在世界的彻底批判性是它之所以能够不断自我超越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价值旨归，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命题，超越了一切“为少数人服务”的思想体系。认清这种比较优势，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念和认同的题中之义。

在当代中国，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就是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念和追求，即坚信后者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7]这种对理论科学性的确证是高度自信的体现，解决的是理论定位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8](p22)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进、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和平发展、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等价值理念是这个主义的本质要求。原因在于，它们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更深刻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历史逻辑。坚守这些价值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种自信又不能仅局限在思想理论的层面，而应当被放到更大的视野中去审视和把握。一是要和坚定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有机结合起来。从产生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都分别对各自的形成和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从功能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三种形态的统一体，“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9](p74)这表明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缺乏对实现现代化必由之路的信念，就不可能把成功的实践升华为科学的理论，同样，离开发展进步的制度保障，理论自信自然也难以长久和彻底。二是要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习近平在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之外新增了“文化自信”，并把其提到一个基础性的地位。他反复强调：“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换言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只有建立在对中华民族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坚定信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文化规定性，是在中华文化滋养下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选择结果。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新命题，是彰显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主体意识的体现，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与坚定文化自信统一起来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

所谓理论自觉，就是对理论的觉醒和觉悟，它不仅指对理论的真谛要义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更体现为一种把理论付诸实践的主动精神和责任担当。理论自信离不开理论自觉，缺乏自觉只会导致“盲目”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不能仅仅依靠感觉经验或者一种朴素的阶级情怀，这种自信应当以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为必要条件。正如习近平所言，“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7]

诚然，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程度，取决于理论认识上的清醒状况，它首先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认知水平。这种自觉既包括对理论体系内在逻辑的自觉，还包括对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统一的自觉。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了包括社会本体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基础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历史规律论（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主体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内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而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推导出了一系列涵盖面广泛的关于人类社会规律的基本观点。对此，习近平阐释道，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1]这里所提到的“融会贯通”，是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需要，指的是对这个庞大知识体系诸构成要素之间逻辑关联的理解和把握。

这些核心观点和基本观点的产生，是基于特定的立场、运用科学的方法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统一并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10]所谓立场，解决的是出发点的问题，是理论立场、政治立场和价值立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物质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物质关系，而不是脱离人的纯粹的“物质”，这种理论立场使得它与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直观唯物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作为一种新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1](p502)这决定了其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以及旨在解放全人类的价值立场。因此可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在于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8](p154)则是这种立场的集中体现。进一步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不仅由它的立场所决定，同时还得益于与这种立场和世界观相一致的方法论，即“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10]坚持运用这三大方法来看待世界和解决问题，是这一理论体系相异于其他学说的一个鲜明特点。

只有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注重学习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才能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进行多次集体学习，目的就在于推进全党、全社会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而且，习近平还反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1]而要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关键在于原原本本和老老实实地研读经典著作、深入钻研蕴含其中的基本原理。这有利于我们厘清哪些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哪些附在它名下的错误观点。实际上，恩格斯早就倡导依据原著来解读马克思的思想，“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6](p593)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12]，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如果不注重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下功夫，反而满足于一知半解或断章取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自觉也只会沦为空谈。

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有必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即从其形成和演变过程中透视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规律。任何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离不开对业已存在的思想和学说的借鉴。为探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智识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的产生得益于对人类社会特别是欧洲近代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性反思，“可以说，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1]我们知道，正是由于“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3](p296)，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它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的发展进程，习近平主张把它放到社会主义从提出至今的500年历史中去考察。“社会主义500年，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过程。” [14](p20)这一进程可分为六个阶段：空想社会主义时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时期、列宁主义时期、苏联模式时期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在这六个历史阶段中，基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互动、以及同各种社会思潮的对话与斗争，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思想体系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纵观马克思主义演变的历史脉络和其中展现的发展规律，至少可得出以下启示：一是只有处于一个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系统中，始终保持同各种思想学说展开对话的能力和需求，马克思主义才有实现创造性发展的可能；二是坚持继承与创新、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生要求，而不坚持这些统一就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总而言之，增强对其历史逻辑的自觉，就是要在思想上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和这些规律性认识的把握。

应当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还体现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主动精神。这种自觉，是知行合一、主客观相统一的觉醒与觉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发展逻辑，不能陷于“客里空”，否则再多的理性认知也是毫无意义的。毛泽东早就批判了主观主义的学风，认为这种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错误倾向“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15](p813)邓小平也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管用的”，“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6](p382)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而言，要做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践行者，自觉把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看家本领。也就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能仅停留在思想认识上，而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17](p10)在谈到远大理想和现实工作的辩证关系时，习近平就深刻指出，共产党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不合格的，而“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8](p23)而对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他更是呼吁在实际的教学研究工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1]由此可见，只有坚持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的有机统一，“不断让思想自觉引导行动自觉、让行动自觉深化思想自觉” [3](p166)，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态度。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强

理论自强是指依靠自身力量发挥有利因素，彰显理论的影响力和比较优势的过程。理论自强以理论自信与自觉为必要基础，但它更是后者的目的和落脚点，如果丧失对自强的追求，自信和自觉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执着信念和高度自觉，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这一科学理论的自强。

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强，不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可能性。由于产生于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背景，马克思主义自然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理论创造，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的必要性。通过对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刻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而对特殊时代课题的探索和回答使得他们的学说难免带上历史局限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和时代条件的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8](p23)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一思想体系从来不是以空洞的形式存在的，唯有被赋予具体的民族形式和文化内容，它才得以真正发挥作用。“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成不变和干巴巴的教条···脱离了群众活生生的实践，那就不会有说服力。”[18](p87)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彰显价值，源于这一“特殊”的理论体系的民族化和文化适应过程。那么，这种产生于欧洲的学说何以能适用于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视阈下，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的扩张，把各民族由“地域历史”推向了“世界历史”，从而使得这种制度固有矛盾的解决关乎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如此一来，产生于“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就具有了“普遍”的科学意义。恰恰是这种由特殊推导出的普遍以及两者的统一，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强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发展才能自强”[8](p36)，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强，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可以分别从时间、空间、性质三个维度来理解。从时间上看，它与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20世纪在多国传播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理论相对应，指的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从空间上看，它既不局限于东方、也不局限于西方，而是属于“世界”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体现；从性质上看，它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特定时空条件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普世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有着本质差异。我们认为，把“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升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不仅是这一学说内生演变的要求，更是回应当前中国和世界面临共同问题的客观选择。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和理论供给。这是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存在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7]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检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回答了经典作家由于时代局限而未能回答的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国家，无疑是孕育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佳场所。无论立足于当下，还是展望未来，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理论表现。为此，有必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从中及时提炼、总结规律性的成果，通过把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比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理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思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思想、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等，都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目标是要争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话语权。话语由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组成，是思想观念和语言符号的统一体，话语的集合则构成了话语体系。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现时代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具有紧迫的必要性。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习近平深刻指出，当代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19]而“挨骂”状况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与中国学术话语原创性不足、缺乏主体性有关。客观地讲，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与实践存在较大的“脱节”、创新能力远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人喜欢跟在别人特别是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肌无力”现象较为严重。其次，与某些宣传话语不够协调有关。比如，我们一般对资本主义国家使用“阶级”概念，如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等，对内用“阶层”概念形容新生社会群体。再比如，一方面强调要“早日埋葬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主张“构建利益攸关、共生共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妥善的处理，无疑会给意识形态工作造成障碍。最后，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被边缘化的境遇有关。由于普遍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斯大林式的“威权共产主义”，西方民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往往持有某种预设的“敌视态度”，从而低估甚至否定了这一理论形态的时代价值。概言之，这些问题都是迫切需要21世纪马克思主义解决的重要课题。

而要提升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思想引领力和话语主导权，须构建融通中外、“自塑”而不是“他塑”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总体上看，当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影响力更多地局限于“中国”，而在国际上的形象或评价基本上还是只能依赖于“他塑”。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坚持问题导向。马克思曾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0](p203)习近平则进一步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面临的问题，既包括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矛盾，同时还包括21世纪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1]，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转型期中国面临的各类矛盾、问题的批判力和解释力。这是增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原创性和主体性的题中之义。而且，针对一些困扰人类的全球性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如和平、发展、资源稀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有必要从理论上作出解释和回应，从而“更加及时地发出中国声音、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19]只有着眼于对关系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的理论思考，马克思主义才能形成具有充分说服力和吸引力的话语内容。二是创新对外话语形式。话语必须以某种语言符号为表现载体，中外语言和表达习惯的差异给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的对外传播造成了障碍。而另一方面，影响力取决于传播力，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是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路径。因此，对于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范畴，在加强对外阐释的同时须创新话语形式，以易于西方社会接受的表达方式进行传播。在谈到国际舆论引导工作时，习近平结合自身经历举了两个形象的例子。为了使“一带一路”倡议被国际社会所了解和接受，习近平在众多外交场合中“主动把我们的想法说清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还进一步说道：“再比如，美国人说‘中国搭美国便车’，我就提出‘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在国际上反响也很好。”[3](p228)有必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要保证内外宣传话语的逻辑一致性、避免“对内一套、对外一套”。如果对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外却“以西解马”、放弃这一理论体系的话语权，显然是与初衷相违背的。倘若对内主张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思想，对外却依然坚守不适用于21世纪的话语，同样是不可取的。三是加强与国际思潮的对话。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不同，当代资本主义依然没有呈现即将灭亡的迹象，而社会主义制度反倒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一些国家得以建立。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对此作出创造性的、具有可信度的阐释，并进一步重点回答好当前社会主义如何赢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性、以及怎样在“向资本主义学习”与“批判资本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等问题。在反思中国和世界的各类现实矛盾和问题时，马克思主义需要加强同国外各种社会思潮的对话，既善于批判性借鉴反映人类进步和共同价值的范畴和话语，又不忘与错误思想学说进行话语交锋。所谓争夺话语权，是要去“争”和“夺”的，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主动精神。只有积极在国际舆论中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在对话与互动中深刻揭示其他思潮的合理性和矛盾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优势才会更加直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还需要遵循从特殊性到普遍性再到特殊性的发展规律。如前所述，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这一理论体系经历了从“特殊”到“普遍”再到“特殊”的转换过程。同样地，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要继续向前发展，也须经历这个过程。一方面，要遵循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规律。靠提炼中国经验、聚焦中国问题而产生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何以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纵深发展，使得21世纪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带上“世界性”的意义；二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分配关系等方面较之19世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其内部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有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代资本主义还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成绩斐然，中国的发展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在此意义上，当今世界呼吁马克思主义的回归，21世纪的人类需要“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21]而且，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升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还有利于为有效回应“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何以可能”的普遍质疑提供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另一方面，须进一步实现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转化。应当注意，突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并不是要把它当作一种“普世价值”来对待。恰恰相反，我们主张的是，“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22]，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唯一科学真理，而必须以具体的民族形式为表现载体。由于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国家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时难免会带上自身的特色。对此，习近平形象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8](p273)如果能够有效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使它获得更多国家人民的认可，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强才具有充分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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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国泉（1988- ），男，广东湛江人，上海交通大学365bet投注开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