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2年5期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葛兰西的“历史集团”理论以一定阶级组合为架构，贯通整合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深入解读“历史集团”范畴的内涵和意义。该理论的局限是对生产力的根本决定做用有所忽视，导致对实践结构的整体把握有不足。“历史集团”理论蕴含国内与国际两个社会向度，通过该理论可透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质。中国争取国际博弈主动权和领导权的关键在于形成先进的世界性“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

关键词：历史集团；领导权；生产力；实践集团

基金项目：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博弈原理及其发展研究”（编号：10CKS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与国内社会的融合互动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当前和今后的调整时期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如何利用机遇、迎接挑战，争取国际博弈主动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向何处走？这些需要进行深入理论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葛兰西（Gramsci）的“历史集团”（historic bloc）理论（有著作译为“历史总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国内学界对该理论的专门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原理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解读评价，同时探讨运用和发展这一理论的路径，并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挖掘其当代意义，以期对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及我国国际战略的制定提供学理支撑。

一、贯通整合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历史集团”理论

“历史集团”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的。“历史集团指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1]100（参阅法文版《葛兰西选集》，英文版《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结构与上层建筑构成了一个‘历史集团’；也就是说,复杂、矛盾和不协调的上层建筑总和反映着社会关系总和。”[1]280 他把一定阶级组合为架构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政治及意识形态整体称为“历史集团”。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了社会发展演进。“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32生产关系又称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称为生产方式，而社会上层建筑主要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及意识形态。所以葛兰西实际上做了另一种整合，把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视为历史性的统一整体，称为“历史集团”。他提出这一理论的初衷，是发现特定阶级统治秩序的建立不仅靠生产关系优势和政治统治权，还需要意识形态霸权（领导权）。经济基础尽管在社会结构中起决定作用,但结构与上层建筑相互强化形成的“历史集团”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组合，是制度化了的霸权现实，在社会变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根本作用[1]191。这几方面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仅某方面的优势不足以建立阶级秩序。同理，彻底打破某种阶级秩序也需要在几个领域全面突破。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打破旧“历史集团”形成新 “历史集团”才能完成革命任务。

“历史集团”范畴中的“历史”，既包含历史唯物主义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克罗齐影响。意指“历史集团”的具体历史性，形成并处于不断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谓“集团”指多种因素的结合，主要是物质权力、政治制度和思想领导权的结合；从主体角度看，“集团”又指统治阶级主导的阶级关系组合。“历史集团”理论渊源于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律。该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葛兰西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强调历史发展辩证性，反对经济决定论，突出历史主体能动创造作用。葛兰西认为存在和意识之间没有永恒不变的机械作用原则，它们之间是具体历史的矛盾统一关系，不能把物质世界的作用规律机械地照搬到人类实践活动中。他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决定关系，认为两者的相互作用是辩证的过程；单纯的物质决定论是错误的，世界的变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积累结构变革的产物”。[3]20-30他试图调整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位。强调领导权的基础是经济、文化和制度构成的“历史集团”的力量。而且“历史集团”中的阶级主体是被建构的。

葛兰西认为主导权会在不同“历史集团”间转移，但不会在旧“历史集团”崩溃新“历史集团”成熟前完全转移，因为这涉及物质权力、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三方面结合而成的整体优势。基于这种判断，他提出了竞争霸权（领导权）（Rival Hegemony）理论，主张通过对现存霸权的渗透改造，最终夺取领导权——不仅实现政治经济权力转移，而且建立意识形态领导权。而形成新“历史集团”需要争取的关键领域是市民社会。与马克思和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关系不同，葛兰西将其理解为文化关系。他所说的领导权（霸权）特指文化领导权，认为这是“历史集团”形成的基础和标志，是统治权正当性的基础。意识形态是有组织有关系的整体，内在于制度和机构中并围绕基本链接原则把“历史集团”焊接在一起。所以“人们提到的权威危机就是领导权危机，也就是国家的普遍危机。”[1]168文化领导权的建立需要通过教育、有机知识分子及统治阶级一定程度的妥协来实现。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提出在市民社会不发达的东方国家可以用“运动战”方式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而在市民社会发育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须将革命诉诸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先通过“阵地战”夺取思想文化领导权，为新“历史集团”形成创造条件，最后通过“运动战”取得革命胜利。

“历史集团”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具有积极意义。该理论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突破了本质主义、还原主义窠臼，强调社会整体有机联系性，突出阶级、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等主体的能动作用及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葛兰西对“历史集团”内要素关系的分析具有辩证性。虽然目前学界对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定性仍存争议，但笔者认为葛兰西实践哲学根据历史发展需要，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中某些强调得相对较少的因素，并有创造性地发展。“他的贡献……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整个领域。”[4]262葛兰西“历史集团”理论是在国内社会分析基础上得出的，但对国际关系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国际化思想就蕴含在“历史集团”理论中。葛兰西曾说“发展的方向是国际主义，但是出发点却是‘国家’，而且这是人们必经的出发点。但是前景只能是国际的方向，别无其他。”[1]196 “历史集团”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国家学说，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有推动作用。后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葛兰西学派将这一思想运用到了国际领域。

对“历史集团”概念完整准确的理解，可以通过揭示其和相关范畴的区别联系深入把握。首先，“历史集团”和实践：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建构并结合着社会和人本身及各种主客观要素；它又是开放的结构和场域，结合着外在自然与社会。实践是存在的逻辑起点和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范畴。但实践逻辑不是还原逻辑，而是整体逻辑，是要素与关系的逻辑。实践结构中最主要的两种关系是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社会主体间关系（表现为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关系）。实践范围随社会发展不断扩大，是历史性的存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有不同，包含着进入其场域的自然与社会，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及相关主客体、主客观因素。而“历史集团”是特定阶级组合为架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结合。所以“历史集团”的内涵和范围比实践小，并需要在实践基础上理解把握。

其次，“历史集团”和社会、国家、阶级的关系：“历史集团”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基本架构和核心组织形式。社会中未必只有一个“历史集团”，往往存在多个“历史集团”。不同“历史集团”有主有次，有的在形成，有的在衰落，有的是主流有的是支流。所以“历史集团”的范围比社会小。“历史集团”外人类实践涉及的其他内容属社会领域。所以社会的内容比“历史集团”更广泛。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历史集团”主要的表现形式。国家的本质是“历史集团”所涉及的特定阶级关系。但国家的范围比“历史集团”大，因为国家内可能存在新旧不同的“历史集团”。只有在阶级社会才有国家，所以国家的范围又比社会和实践小，存在历史也短。如原始社会不存在“历史集团”也没有国家，而当今世界已出现了跨国家、超国家的“历史集团”萌芽。所以有国家必有“历史集团”，但有“历史集团”未必有国家。但目前国家仍是主导性“历史集团”的主要表现形式。阶级指特定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是特定历史阶段（阶级社会）“历史集团”的主体要素。“历史集团”的阶级确切地说是阶级组合。在这种组合中有主导和从属阶级，它们间既存在冲突也存在共同利益，构成相对稳定的生产和交往的博弈关系架构。它们是对应存在的矛盾关系相关方，这种关系决定着其本质。当这种关系消亡时，会出现新的生产交往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历史集团”。“阶级作为生产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历史集团’的建立和解体的过程也就是阶级的形成得以改变国家，并改变对生产的组织的过程。”[5]257

再看“历史集团”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这是评价把握“历史集团”理论的关键。生产力主要指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其内涵主要指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以物质生产为标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构成生产方式。而“历史集团”在生产方式上主要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但毕竟生产关系由生产力所决定，生产关系又是社会交往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所以生产力在根本上决定着“历史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作为“历史集团”基础的生产力和“历史集团”内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间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历史集团”。“历史集团”的经济，主要指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历史集团”内的政治是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的秩序，由统治阶级主导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其他阶级利益，是通过博弈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制度是在强制和思想认同作用下形成的秩序。强制力不单指暴力，还包括其他必然性利益关系的压力。“历史集团”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起塑造“同意”的功能。葛兰西认为这种功能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领导权的实质。在“历史集团”内，不是某种因素必然主导，而是要素之间的矛盾在起作用。当它们间的矛盾尖锐时，“历史集团”会发生某种变化。但“历史集团”可以承受一定的矛盾张力。当矛盾尖锐到“历史集团”不能承受时，旧“历史集团”崩溃，新“历史集团”成为主导。

从世界范围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前，各地域性的“历史集团”相对独立地存在和发展，世界性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未形成。资本主义出现后，世界性生产方式逐渐形成，世界经济的联系和整体性越来越强，出现了形成世界“历史集团”的可能性。但世界上层建筑仍以相对分割的形式存在。现代世界的一个特点是经济一体化和上层建筑分割化并存，往往以上层建筑的分割来掩盖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等价交换，世界性“历史集团”的幽灵便蕴藏其中。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世界“历史集团”逐渐形成的过程。但存在着形成不同世界性“历史集团”的可能性。不同的全球化取向，标志着不同世界性“历史集团”争夺主导权的竞争。

二、“历史集团”理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及反思

“历史集团”理论蕴含国内与国际两个向度，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国家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一理论也可以透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质。

1、“历史集团”理论蕴含国内与国际两个向度

葛兰西最初是在分析意大利国内社会时提出的“历史集团”理论。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具有世界性，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世界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现象、理论范畴都在世界体系和世界历史中获得意义。“历史集团”这种概括，本身既是理论的又是现实的，归根结底是实践的。在世界统一的实践结构中，“历史集团”可以在三个层次上把握：第一层次是国内“历史集团”；第二层次是地区性或某领域的跨国“历史集团”；第三层次是世界性 “历史集团”。每个层次的“历史集团”都由物质权力、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三种要素有机结合而成。

这三个层次“历史集团”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何者是主导呢？葛兰西明确指出“是国际关系第一位，还是基本的社会关系第一位？毫无疑问，社会关系位于国际关系之前。”[1]139 “国际关系在逻辑上是紧密跟随根本性的社会关系而发生变化的，任何在科技、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社会结构的创新与变化都会绝对或相对地改变国际关系的发展。”[6]176他认为国内社会关系具有先导性，国际社会关系是国内“历史集团”在国际领域的拓展。笔者认为，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在国际社会形成最初阶段确实如葛兰西所言，但随着世界体系的横向扩张及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国内与国际两个向度的辩证性会展现。国际乃至世界“历史集团”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主动性，会反过来影响改变国内“历史集团”。所以，国内与国际两个向度是相互建构的，它们之间的主导从属关系需要具体分析。

2、“历史集团”理论对广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历史集团”理论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及从马克思主义原理承袭的理论深刻性，使得它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理论不同程度地涉及“历史集团”相关内容，尤其新葛兰西学派将“历史集团”思想相对完整地运用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

“历史集团”理论作为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重要思想，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影响。他们往往借这一理论强调文化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普兰查斯的阶级和社会结构思想，还有“后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和墨菲。但真正继承这一思想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葛兰西学派。以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和基尔（Stephen Gill）等为代表的新葛兰西学派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历史主义结构分析方法。[7]58-59明确提出“历史集团”由物质力量、观念和制度三种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认为霸权不仅是物质强制能力，而是源于生产的强制力与思想认同的统一。国际霸权是“物质权力的分配格局”、“世界秩序的主导性集体概念”及“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方式治理世界的制度”三者的结合体。”该学派倡导整合性的政治经济学视角（integrated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8]57在跨国“历史集团”（transnational historic bloc）中，物质力量即国家实力，观念即霸权国的领导权，制度是反映霸权国意志的国际规则。新葛兰西学派通过将理论主题放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国际化、国际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与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及其他关于确立全球政治性质的问题上[9]54，从而将“历史集团”的问题域从国内拓展到国际。

考克斯指出霸权国事实上将国内生产关系、社会和政治秩序推广到国际层面。“霸权国及其他大国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维护和执行者。”[10]295这种国际规则会促使各国精英认同，并通过政府使国内政策适应世界经济要求，使各国生产关系、国家形态受霸权国建立的世界秩序影响。一些国家通过效仿建立与霸权国类似的社会关系、国家形态，与世界秩序接轨（主要是发达国家）；一些国家“消极”适应世界秩序（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以国际组织体制是建立世界秩序的机制，而世界秩序是国内秩序国际化的结果。他的霸权秩序理论认为生产活动最终决定各国社会关系、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其理论还采纳了结构理论，既注重世界秩序对各国行为的影响，也强调国家内部因素对世界的影响。认为阶级是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生产过程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处于矛盾关系中。“霸权绝不是全部，一个霸权秩序总会导致某些国家对它的反对对它产生的矛盾，这些反对和矛盾会导致一个霸权秩序的转变。”[11]366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从自由国家形态到福利国家形态（即“妥协自由主义”）再到“超自由主义国家（hyperliberalist state）”的转变。而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最终会导致新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先进阶级应发挥领导作用，建立反霸权的“历史集团”，提出革命战略并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及意识形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从生产方式整体考察总结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体系的兴起和发展。相对于依附理论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他提出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认为世界生产关系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资产阶级三重结构。世界体系的动力是通过不等价交换实现资本积累。但“一个国家一旦成为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12]38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有可能变成中心地区，如美国。边缘地区也有可能变成半边缘地区，如东亚新兴工业国。世界体系理论突破了“西方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凸显了主导性“历史集团”、半主导性“历史集团”、从属性“历史集团”的相对性。该理论另一重要贡献是指出在体系化过程中会形成反体系力量，包括中心区的社会运动和半边缘、边缘区的民族运动。沃勒斯坦认为当社会主义在某国掌握政权时，仍会面临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这种压力会逼迫社会主义国家适应资本逻辑。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至多是一种反体系运动。从“历史集团”理论看，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包围中形成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如果能形成更先进的生产方式，那么这将是新型世界“历史集团”形成的开始，并将开辟世界历史发展新道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另一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世界公民社会理论改造并放大了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主张通过改造话语文化实施合理交往行为，对民族国家进行解构，建立全球公民社会。这一理论指出了民族国家的有限性，强调所谓普世文化在构建世界秩序中的作用。“国家必须做好准备，超越‘国家利益’，把它们的视角拓宽为一种‘全球治理’的视角。”[13]124但该理论缺少对生产方式的基础分析和有力现实支撑，沦为抽象伦理，事实上掩盖了不同“历史集团”的矛盾。全球公民社会的理念核心其实是资本主义所谓普世价值。该理论诉诸的话语文化和交往行为是抽象的，不自觉地变成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历史集团”的意识形态帮手。[14]214可以看出，新葛兰西学派系统地从物质权力、政治制度和文化霸权三维一体的角度对“历史集团”展开分析并将其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世界体系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体系的形成发展，分析了半边缘地带，但相对忽视了文化因素；哈贝马斯改造了社会交往理论，但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从“历史集团”理论透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通过“历史集团”理论可以透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当今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正借助全球化，从物质权力、政治制度和文化霸权三个维度全方位构建资本主义的世界 “历史集团”。物质权力方面，它们建立起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某些新兴国家为中层，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世界生产体系。并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通过对金融和高科技的控制加之强大军事后盾在世界范围攫取剩余价值。政治上，垄断资本主义虽分为许多国家，但他们通过组织国家俱乐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协调利益分配。文化方面，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推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试图在全球实现“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其实质是用文化意识形态占领“全球市民社会”，维护在国际体系的霸权地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来就不从属于国家，它在本质上就是国际的。[15]275 “‘霸权’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一项主要政治职能。”[16]314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7]3-14

从“历史集团”角度透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这些理论自觉不自觉地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构建的世界“历史集团”服务。它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持天然合理态度，是“问题解决理论”（problem solving theory）。如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因素，其背景是随着美国霸权衰落，垄断资产阶级开始更多依仗和诉诸国际制度来维护利益。霍克海默曾区分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指出传统理论是把自己置于现存社会据以再生产它自身的专门化劳动过程中。即从既成事实出发，得出与现存秩序协调的“顺从主义”结论，目的是促进社会再生产。而批判理论“与问题解决理论不一样，批判理论并不是以想当然的态度对待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而是通过关注它们的缘起、它们处于变化之中的方式以及是否会经历变化，来对它们提出质疑。”[18]191是把自己放在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制和现行劳动分工外，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便破坏给定的东西，证明它们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最终目的是否定现存社会再生产过程并重建新的社会秩序。可以说，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多为传统理论。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例，它们认为世界秩序是“给定的框架”。其理论宗旨是倡导世界各国用它们的思维方式理解国际关系，以此为行动指南达到形成知识话语霸权的目的。这实质上是引导人们放弃改变现有秩序的企图，是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保守理论。在标榜“价值中立”的背后是维护强权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总体上属于批判理论，通过批判现存世界秩序与理论去探索新的世界秩序。

除阶级性外，从“历史集团”理论还可以发现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缺陷。如国家至上论忽视了世界整体性及世界性“历史集团”的形成；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注重权力，但其是非历史的，并忽视了阶级；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凸显了国际制度的作用，但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性，也是非历史的；这几种思想把国际霸权的基础限定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忽视了文化霸权（领导权）的作用。建构主义虽然将理论重点放在文化上，揭示了国际主体和模式的建构机制，但过分夸大了文化的作用。从“历史集团”理论视角审视国际政治经济学各流派，可以说应当建立起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因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先进性，使得它可以成为深层的理论扬弃、整合平台。

三、“历史集团”理论的局限性及其优化改进的学理路径

从理论深刻性及现实影响来看，“历史集团”理论具有理论优势和潜能，但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实践结构分析角度看，“历史集团”理论也存在缺陷和局限性，存在优化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历史集团”理论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整合为“历史集团”，有优点也有局限性。优点是突出了社会关系和主体能动作用。局限性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力对“历史集团”的根本决定作用。事实上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四者构成了多组矛盾。旧的“历史集团”能否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经济基础和“历史集团”能否取得主导地位，要看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结合关系。“历史集团”理论对生产力与“历史集团”内各要素的互动关系重视不足。虽然该理论对经济基础、政治和文化这些“社会要素”相互间的作用及结合关系非常重视，但对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互动结合——生产力有忽略。在这一点上，葛兰西与晚年毛泽东的错误有某种类似性。由于未将生产力因素纳入“历史集团”进行整体考虑，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对实践结构整体性的认识把握。但这一理论包含了以阶级组合为架构的主体性、客体性和关系性要素，并将其视为有机整体，既突出了社会内各要素关系的整体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突出了特定领域的“重点性”（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以及主体能动性（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所以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出发，对“历史集团”理论优化改进，保持理论优势克服缺陷。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根本立足点是实践。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和逻辑起点，并且是开放的结构和场域。人类通过实践建构了自然和社会的结合关系——生产力，通过实践建构了主体的结合关系——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关系，包括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和文化，以建构的方式形成了包含主客体、主客观的有机互动整体。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实践（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从唯物史观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出发进行经济、阶级和历史分析，从宏观整体角度认识国际关系，用相互联系观点分析世界问题。在国际领域，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律依然起作用，表现为世界生产力与世界交往方式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世界历史形成了世界体系，但资本逻辑自身的矛盾会在全球范围爆发，民族国家会被超国家的社会形式取代，世界历史未来的结局是共产主义。

事实上，世界交往和生产一起构成了社会实践互为前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交往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既包含物质成分，以世界生产方式为基础，又包含精神成分，有文化认同的内容。交往主体也包括多种类型，既有个人也有主体性组织如国家。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交往过程是建构的过程，主体及关系是建构而成的。“历史集团”也是通过社会交往由各种因素建构并维系的。“历史集团”是国内生产关系和世界生产关系历史的具体的产物。不同生产力基础决定了不同的交往形态，也决定了不同的“历史集团”。社会交往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历史形态，这决定了“历史集团”有先进落后之分。所以，“历史集团”应作为人类存在发展的历史性实践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能将其与人类总体实践结构相割裂。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结构分析角度看，“历史集团”理论可能的优化改进路径有两条：第一条路径是升级改造“历史集团”理论，将生产力要素纳入“历史集团”，将包含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的“历史集团”理论，升级为以一定阶级组合为主体架构，包含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文化因素四位一体的“实践集团”理论。“实践集团”理论一方面可以克服“历史集团”理论忽视生产力不足，突出特定阶级组合为架构的实践子系统的完整深刻性，另一方面又可以保持“历史集团”理论原有理论优势。第二条路是不改变“历史集团”的因素构成，但注意对“历史集团”和生产力的关系进行具体历史分析。同时需要指出，“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的结构都具有开放性。在“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中的主体之间是博弈关系，而主体和结构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关系。这两条路径都可以实现对“历史集团”理论的优化改进。优化改进了的“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理论可以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产生更加积极深远的影响。

四、“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对我国国际战略的启示

社会交往不断重塑人性、创造社会关系的新形态。新的交往形式也会在这种重塑和创造中产生出来，使旧秩序被新秩序所取代。马克思曾经预言，随着世界交往的深入，落后的亚太地区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的作用。”[12]3那么中国在未来世界“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形成发展过程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一个国家争取国际博弈主动权和领导权的关键在于形成先进的世界性“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问题的核心是形成和具备先进性。所以中国的国际战略，应在正确把握世界生产力发展特定阶段水平和特点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新的先进 “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的形成。这需要两个向度的努力，一是利用国内外有利因素，在国内形成先进 “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然后逐渐向外辐射，建构新的世界“实践集团”和“历史集团”；二是向国际渗透，在现有世界“历史集团”中逐渐取得关键地位，进而改造旧的世界“历史集团”，促成新的世界“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这两个向度是相辅相成的，但在不同阶段的布展又有主有次，重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发生位移。而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压力闸门和根据地角色，一方面既利用又防范国外“历史集团”，另一方面在国内涵养新的先进的“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实践集团”和“历史集团”在这两个向度上的立足点都是先进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先进交往方式，是一种先进的关系。

先进性的主要载体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中国如何在新的世界“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构建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形成和保持先进性？这分四个方面：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在这几个领域中，生产方式先进性的形成是最根本的。从“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理论可以看出，国际关系、世界秩序最终建立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一种主导性的世界秩序最终来自于某个领导国家的生产方式。所以中国应立足现有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最优互动性，一方面引进学习世界先进生产要素，站在巨人肩膀上，这在目前仍然是主要的；另一方面，我国应逐渐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某些领域创造新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方面，取决于国内先进 “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的形成并掌握政治主导权，这又取决于先进生产方式的发展成熟程度；在文化方面，中国有可能并应争取“演奏第一小提琴”，这需要具备世界眼光，以世界现有的先进生产和交往方式作为素材，实现文化和意识形态生产的跨越和领先。

新“历史集团”取得主导地位可能走“追赶型”道路，也可能走“反体系”道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后，从荷兰霸权到英国霸权再到美国霸权走的是“追赶型”道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代表这种生产交往方式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从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的转变，在本质上属于“反体系”道路，但“反体系”道路并不是体系外道路，仍然是原有体系的内在扬弃。新“历史集团”和旧“历史集团”也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在旧“历史集团”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这在根本上取决于先进生产方式的成熟和旧“历史集团”潜力的丧失殆尽。所以后发国家建立世界“历史集团”在理论上存在两条道路：“反体系”道路和“追赶型”道路。中国道路应该辩证地结合两者，通过追赶扬弃现有生产方式，同时联合其他反体系力量，逐渐在新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领导权。

“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理论对于今天我国的国际战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的崛起应是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认同的四维进程。其基础是生产方式的崛起，即必须增强综合国力，逐渐提高经济、军事实力在世界上的位次。中国的崛起也是制度进步的过程，一方面融入现存的仍有生命力的国际制度，另一方面合理利用世界体系提供的资源；积极推进新型国际制度的形成，反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同时，创造有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文化模式。只有实力、制度和认同都得到提高，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中国所建构的世界“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的价值目标是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它并不完全否定世界历史上旧的“历史集团”，而是在其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从长远看，“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的表现形式有可能超越国家。世界范围的先进“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会以更高层次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组合取代旧“历史集团”。这不单是世界体系重心的转移，而且会引领某种总体根本性的实践变革。马克思曾说过，资产阶级将主导世界历史的第一阶段，而无产阶级将主导世界历史的第二阶段。全球化不应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还应有另一种模式和类型的全球化，建立起更高生产效率、更合理分配制度的新型世界体系。中国应当为未来先进世界“历史集团”和“实践集团”的形成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J]，欧洲，2000年，第1期.

[4][英]麦克莱伦，余其铨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5][加拿大]罗伯特·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6]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71, P 176

[7]李滨著：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8]Stephen Gil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msci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Craig N Murhoy and Roger Tooze, e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Lynne Renner Publishers, Inc, 1991, p 57

[9]Stephen Gil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msci, and IPE", see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Boulder:Colo.1991,P54.

[10]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1]Robert Cox, “Approaches from a Historical Material Tradition.”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38, No 2, 1994, P366

[12]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3] [德]哈贝马斯著：后民族结构与民主的未来，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4] 刘从德编：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7.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 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7] 吴晓明：文明的冲突与现代性批判[J]，哲学研究2005年4期.

[18] [加拿大]罗伯特·考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载（美）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陈鹏，男，（1979—），上海交通大学365bet投注开户副院长，副教授，哲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