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年第1期

摘  要：以“批判”为基本立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其发展历程中实现了三大转向，即在批判方法上由人本学唯物主义方法转向实践辩证法，在批判视域上由意识形态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在批判使命上由锻造“批判的武器”转向以“武器的批判”为旨归。把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三大转向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亦可从中汲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所需要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转向

在马克思理论中，概念“意识形态”有两层不同含义：其一是指指过往种种思辨的哲学理论、虚幻的阶级意识、颠倒的历史观点等；其二是指与“社会经济基础”相对应的“观念的上层建筑”。与之相对应，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也有两种不同的使用语境：一是马克思关于过往意识形态的思辨性、虚幻性、颠倒性和遮蔽性等所作的批判；二是马克思在对过往意识形态批判过程中形成的关于社会意识的起源、发展、分化及社会功能等理论，后者构成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种不同的使用语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即：一方面，不是限于纯粹观念领域的批判，而是将实践确立为辩证法的真实根基，从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出发，重新缝合意识形态与其由以生成的社会根源，揭示意识形态从物质生活实践中产生分化并异化的历史过程，实现了将意识形态还原为物质生活实践中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关系，完成了由对观念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另一方面，不是停留于从理论层面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秘密，而是将这种批判用于指导工人阶级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活动并亲身参与其中，以期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根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效力。本文以动态的视角，从批判方法、批判视域和批判使命三方面着力探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所经历的三大转向，由此把握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构建过程，进而理解马克思整个思想的发展轨迹和价值旨归。

一、批判方法的转向：由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实践辩证法

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发展历程中，先后呈现两种批判方法：一种是早期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方法，这种方法残留有费尔巴哈人本学思维方式的痕迹，但初步显露出有别于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另一种是成熟时期的实践辩证法，是指马克思“以贯穿自己哲学的实践主导原则取代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受动原则和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原则”[1]，结合实践原则和辩证法逻辑所形成的思维方法。历史地看，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方法的转向，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初步形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批判性继承，成熟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实践观的问世。在这一转向过程中，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方法是其“过渡”环节。

在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起点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发端期，马克思的批判方法采用的是“人本学唯物主义方法”。从《博士论文》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马克思的理论批判方法明显地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表现为“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运用了费尔巴哈主词、谓词颠倒的方法”[2]。这种方法虽然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但展现出一种为费尔巴哈哲学所缺少的社会历史维度，是为“人本学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从分析现实的政治制度出发，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将世界本原精神化、将人工具化等的思辨性和虚幻性，颠倒了被黑格尔颠倒的思维和存在、主词和谓词、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从市民社会自身的分裂中寻找出私有制这一造成利益对立和冲突的根源，从而将消灭私有制作为解决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重化分裂、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

与此同时，这种“人本学唯物主义方法”的痕迹还突出地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基于人本主义的立场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精神主体改造成为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另一方面又保留了黑格尔关于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和人的劳动创造历史的理念，用以改造费尔巴哈的人的“自然性”，将历史的发展理解为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异化和扬弃异化劳动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虽然批判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及异化理论，从异化劳动的角度初步形成了实践辩证法的雏形。但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劳动”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化活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分析也几乎全部围绕着人、人的劳动、人的本质和人的自我生成而展开，对黑格尔哲学及其一切理论变体的批判多聚焦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市民社会与国家等关系的颠倒上，并把费尔巴哈认作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批判态度的人，所以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总的来说仍属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范畴。

此后，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逐渐由雏形走向成熟。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公开声明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进一步从作为历史发源地的“物质生产”出发，多次将思想和物质实践对置起来，认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物质利益是历史发展的动因；思想不能变革现实、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继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将实践理解为人的“第一历史活动”，亦即以物质资料生产为主要内容，有目的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主客观世界关系的感性活动。这种实践观的确立，使旧哲学中诸如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或自我的改变是否具有一致性，宗教的本质、人的本质和社会生活的本质为何等问题，“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136。将实践确立为辩证法的真实根基，也在真正意义上恢复了被黑格尔窒息了的辩证法内含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既超越了以往唯心主义的思辨性和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也超越了马克思早期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方法。

实践辩证法作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成熟时期的方法，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视阈转向，即由纯粹思辨领域转向生产劳动和现实生活领域提供了思维操作工具。以往的历史研究之所以取得意识形态的资格，是因为其研究起点不是纯粹的意识主体就是纯自然的生命个体，“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的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3]173。所以，以往意识形态的诸多争论或批判，不是停留于纯粹经验的层面，就是在抽象的观念领域或道德领域兜圈子。马克思的超越之处在于将实践确立为辩证法的真实根基，在将人、人的思维、人的活动以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注入实践的本质的同时，也将人对自然的关系由与历史相脱离的境地重新拉回历史过程之中，并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等的关系问题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自觉、能动的辩证统一。这样，马克思就将意识形态与其由以生成的社会根源重新“缝合”起来，坚持在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中把握意识形态的历史前提、历史面貌、历史功能和历史命运。诚如学者所言，“马克思改变了哲学的任务：哲学不再是抽象地讨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谈论自然界的运动发展，而是要求无产阶级从理论上认识人与现实的关系，从实践中解决人与现实的关系。”[4]

二、批判视域的转向：从“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

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发展历程中，同时呈现出两种批判视域。一种是对“副本”的批判，即以宗教、国家和法等形式反映出来的观念意识形态为对象的批判；另一种是对“原本”的批判，即以意识形态由以形成和发展之根源的现实为对象的批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既从共时性上、又从历时性上表现为从对“副本”的批判进到对“原本”的批判。究其原因，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做了明确的说明：“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一探讨是联系德国进行的。”[3]2

因此，历时性地看，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拒绝认同观念的独立发展开始，对作为“副本”的观念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贯穿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始终。这突出地表现为，无论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宗教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抑或《神圣家族》中对布鲁诺·鲍威尔等人“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的批判，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整个德国哲学进行的总清算，乃至后期《资本论》手稿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哲学、艺术、宗教等诸意识形态的批判，只要翻开马克思直接针对(或至少间接提及) 意识形态问题的那些文本，都呈现出进行理论论战或批判的方式。“相当明显的是这个词最频繁地用于一种批判的、直接论战的方式。……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此意义上意味着揭露历史上所有试图证明精神至高无上性的企图。意识形态概念是直接反对所有历史唯心主义变体的论战工具。”[5]

然而，在对观念意识形态展开批判的同时，马克思也愈益清楚地认识到，“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不能仅仅通过批判从哲学的观点来加以解决的”[6]。于是，在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的许多著作中，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批判，马克思洞察到现实与思想的、“活劳动”与“死劳动”、现实批判与思想批判等之间的矛盾，由此日渐聚焦于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基于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逐渐形成的实践观，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布·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和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等在内的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密切联系的揭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辨性和虚幻性进行了总清算。在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专注于揭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或“物化”状态，在“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7]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从批判作为“副本”的观念意识形态出发，但没有停留于观念的层面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而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活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3]171马克思也由此“将‘意识形态’与社会领域中的分工、被称为阶级的社会集团和一定阶级的统治和权力联系在一起”[8]做动态考察，指出：道德、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的产生与社会分工、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是同一个历史过程。思想、观念、意识一开始就与人们的物质交往和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而后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扩大一方面引发思维摆脱客观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如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另一方面则引发劳动及其产品在质和量上的不平等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私有制和支配关系的出现，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个人利益同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作为虚幻的共同体的国家。这种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离形式表现出来的分工也在统治阶级之间表现出来。以往的历史编纂家不是完全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就是将其看成与历史的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而只能在历史上看到重大的历史事件、宗教斗争和理论斗争，进而使自己“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理论家、意识形态家和哲学家”。[3]181如德国哲学家就热衷于“纯粹精神”、“自我意识”和理性等领域，坚信思想统治世界、思想批判可以改变现实，改造世界的革命也因这种德国式的认知方式被简化为“纯粹精神”领域内的批判，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批判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则被“忘却”。马克思则指出，上述两个方面同属于分工发展的过程，都源于“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3]162。因此，必须消灭分工及其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异化（包括意识的一切异化形式），亦即实际地推翻“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 [3]172。

这样，与德国哲学钟情于纯粹精神领域的批判相反，马克思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地基上，将解决意识形态批判的课题指向了物质实践，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3]172与此同时，马克思并未止步于简单地将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过程归结为它们的共同基础——物质生产过程，而是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以商品为起点、以资本为核心范畴，深入剖析和揭示了资本的运作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入手，将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矛盾的研究聚焦于对“活劳动”与“死劳动”（资本）的矛盾分析上，揭示了经济领域内的拜物教现象是由生产过程而非思想过程造成的，资本主义“拜物教”将“活劳动”的生产性能力偶像化为“死劳动”的物质构成，因而凝结在商品中的“人和人的关系”就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敏锐洞察到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背后所隐藏的资本的升值与人的贬值之间的内在悖论，指出，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而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3]342，劳动与资本公平交换的背后隐藏着剩余价值的占有；资本的现实运作必然把人的生命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丰富内容都蒸馏为抽象的“交换价值”，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必然“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3]417，以掩盖资本扩张、经济剥削和劳动异化的秘密。

由上观之，无论是揭开形而上学所迷恋的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外观和“偶像化”面具背后的物质利益和世俗基础，还是剖析资本的现实运作过程，唤醒人们对社会生活中与人的发展相悖的抽象力量的自觉意识，进而改变不合理的旧世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都表现出对以往意识形态理论、对自己早期纯粹理论批判的超越。诚如列宁所言，这种理论“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9]。

三、批判使命的转向：从“批判的武器”转向“武器的批判”

然而，无论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外观或“偶像化”面具，还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物化方式存在的秘密，马克思都没有停留、也没有满足于理论层面的批判，而是最终走出书斋，投身现实的社会实践，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批判转向指导工人阶级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活动，以期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消除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抽象关系对人的束缚。借用马克思本人的术语，由锻造“批判的武器”开始，转向诉诸“武器的批判”。但是，马克思批判使命的转向并非仅仅源于其批判方法和批判视域转换而实现的，更是马克思逐渐深化对该问题认识的结果。

受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青年马克思就将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使其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其结果就是《博士论文》的写作在“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下，仅仅将人的解放看成是哲学和自我意识对虚幻的、颠倒的宗教意识的克服。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时期遇到的物质利益难题和短暂的政治经历，则促使马克思返回书房重新审视黑格尔的理性批判和国家学说，并逐渐找到了哲学实现自身的物质承担者即无产阶级。这表现为交叉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中从分析实际的政治制度出发，将人的解放诉诸于消灭私有制，但尚未明确论证如何消灭私有制，也没有清楚地论及社会各阶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继之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始反思此前的宗教批判议题，指出哲学上的宗教批判作为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不能现实地改变劳动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哲学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批判的武器”，必须掌握无产阶级才能变成物质力量，进而实现其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9这样，通过将意识形态批判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相结合，马克思找到了通向意识形态变革的现实路径。

此后，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逐渐形成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继续深化关于意识形态革命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等的关系的研究。在《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资本论》手稿群等著作中，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看作是一个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其中，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积累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物质基础，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进而引发人们与传统所有制和传统观念的决裂。“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0]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充当了变革旧社会、消灭意识形态的自觉主体。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既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取决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只要有资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3]70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觉的革命，亦即“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155，才能同私有制和传统观念决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3]171

有鉴于此，马克思在19世纪中后期积极投身于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运动中，如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应邀参加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改组工作，1848年3月在巴黎着手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并担任主席，1864年担任第一国际领导机构总委员会成员及其德国通讯书记，1871 年巴黎公社成立后帮助公社领导制定各项政策，等等。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 等著作，则是马克思总结这一时期实践经验的理论成果。

综上所述，马克思以哲学为“批判的武器”，在历史整体发展的层面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对资本主义宗教、法、道德、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变革的基础性作用，使无产阶级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地位、需要和历史使命，为“批判的武器”找到了现实的承担者，并进一步诉诸于“武器的批判”这一变革意识形态的现实运动。而亲身参与工人运动，更表明了马克思深刻认识并亲身践行理论批判的真正使命——“改变世界”。正如马克思的挚友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11]

四、简短的结语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呈现的三大转向有其内在关联和统一性。

批判方法的转变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由对“副本”的批判进入到对“原本”的批判、由锻造“批判的武器”走向“武器的批判”奠定了方法论基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之所以取得重大理论突破，从根本上说得益于其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即由早期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方法转向实践辩证法，促使其以人类实践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起点，通过将意识形态与其社会根源联系起来、用辩证否定的批判眼光审视现实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及弊端，最终走向通过变革现实社会制度来实现意识形态变革的致思路径。

批判视域的转变为马克思奠定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历史起点。由对“副本”的批判进入到对“原本”的批判（如对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之间的揭示、对资本逻辑的具体分析、对资本与权力之间共谋关系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等等），表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借由实践辩证法确立了以不断发展着的人类实践作为参照系，并坚持在历史的辩证联系和动态发展中关照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间的真实关系，探寻意识形态变革的现实道路和未来方向。

批判使命的转变彰显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价值旨归。由思想方法的转变到批判视域的转换，最终由“批判的武器”进入到“武器的批判”，表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使命并不限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在于创造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现实条件。

研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三大转向，可从一个侧面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把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运用实践辩证法，注重对作为意识形态根基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批判，最终将这种批判从理论层面转到实践的层面，以投身于实际社会活动的方式实现其理论批判的目标指向——无产阶级及人类的解放。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包含的丰富内容，亦可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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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03.

（作者简介：朱杨芳(1988-)，女，上海交通大学365bet投注开户博士生 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楼404办公室 E-mail: h10614046@sjtu.edu.cn；黄伟力(1957-)，男，上海交通大学365bet投注开户教授 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楼402办公室E-mail: huangwl@sjt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