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摘要：马克思认为人们走向自由解放的历程，实质上就是摆脱时间的统治从而获得时间的解放，最终走向自由的历程，这一点只有从资本逻辑的视阈中进行分析才能揭示出来。具体而言，资本的时间统治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体现的：首先是在生产领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进步强制”规律迫使个人服从资本的增值要求，从而生产时间表现为一个强迫性的规范；其次是在消费领域，资本通过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手法将个人的休闲性时间转化为资本的生产性时间，从而消费时间表现为一个资本化的场域。然而，按照资本向前运动的矛盾趋势，资本终将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创造出自由时间，这种自由时间的实质是劳动化的休闲时间或休闲化的劳动时间，即“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高度融合和高度统一。

关键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消费时间 劳动时间 休闲时间

     

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项目“消费社会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C720001）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关于时间问题的阐述，实质上就是关于自由如何实现的阐述，因此，马克思的时间思想最终必然落实到实现自由这一点上。马克思认为人们走向自由解放的历程，实质上就是摆脱时间的统治从而获得时间的解放，最终走向自由的历程。在我们看来，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时间分析必须以马克思的时间与自由阐述为参照系，这是因为马克思的阐述不仅为人类社会预言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前景，而且把握到了现代社会的本质性维度——现代社会仍然是建立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的社会，因此面对时间的统治这种全新的统治形式，人道主义式的批判或是浪漫主义式的美学救赎都是无效的，只有切中时间统治所围之旋转的中轴——资本逻辑，并以之作为分析的视阈，才能找到走出时间统治的科学途径。

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规范的进步强制

众所周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有一个论断，即“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1]这里的“抽象”是指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它表征着个人从属于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普遍交换和社会生产的统治形式。这一统治形式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我们看来，个人受抽象统治具体地并且首先表现为个人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统治，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抽象的典型形式支配着个人的意志，因此要揭开时间统治的秘密，必须要揭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个人的统治。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通俗地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的是制造一个商品“至少”（即在“必要”的意义上）花费多少时间。当然，这里的“至少”不是对于个别商品生产者而言的，而是通过自发的作用对于全部商品生产者的正常生产条件和平均劳动力而言的，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3]指出这里的“至少”及其所对应的全部商品生产者的正常生产条件和平均劳动力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只有对于全部商品生产者的正常生产条件和平均劳动力，才有一个“至少”的问题，由此才有“至少”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然而每个商品生产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自己或自己的劳动者制造一个商品能否花费尽可能地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时间，或者说“至多”花费多少时间，因为自己或自己的劳动者花费的时间越多，以致于等于或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丧失出售商品时的价格优势，甚至无法完成商品向货币的“惊险的跳跃”，那时“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4]因此，对于每一个商品生产者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制造一个商品“至多”花费多少时间，此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像是每一个商品生产者头顶的紧箍咒，每一个别的劳动时间在主观上都认为不能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描述，而是规范意义上的实实在在的生命红线，你只能去适应它，接受它的规范，被迫符合它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挥着一种社会统治的功能。

以上所述是对于一般性的商品经济而言，如果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范作用和统治意义又会产生新的更加强烈的表现形态。因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一方面资本取得了经济生活的主导权，获取尽可能多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驱使着资本力争要把个别劳动时间降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由此才能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资本又是作为许多资本共同存在的方式存在的，这必然导致各个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强制，“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5]资本之间的相互强制迫使各个商品生产者竞相采用新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以便使其生产的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如果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每当资本追求超额剩余价值从而在客观上导致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等进步强制之后，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是对每个商品生产者重新发挥作用，而此时资本的相互竞争就会给每个商品生产者带来更加剧烈的竞争压力。以上几方面共同导致的结果便是：在客观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时刻发挥着强迫性的规范作用，使得商品生产者“不得不”重视它的存在，并且要无条件地接受它的统治力量。不难发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范是一种匿名统治，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也不是某个具体的统治者在发号施令，但它是非常真实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更为深入地把握住马克思所说的“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命题。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在社会活动中发挥作用。那么，这后一方面的作用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具体来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社会活动的规范是通过需要强制这一中介实现的。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压力之下，每个商品生产者都要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率，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大量的产品被生产出来，这对于资本增殖来说虽然意味着巨大的可能性，但是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障碍。而为了消化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商品生产者必须要对人的需要进行培养，以便最终消化资本提供的大量产品，即超额消费，这就涉及到了需要强制。所谓需要强制，是指资本把人的需要作为资本增值的内在要素，从而把需要作为消费生产出来。资本出于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把人的需要作为生产活动的内在要素来对待，这就使得人的需要由资本的生产来发现，由资本提供的商品来表现，这样人就无法按照人的方式与物发生关系，或者仅仅是在表面上按照人的方式与物发生关系，实质上人是以资本化的方式与物发生关系。就此而言，资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驱动下，把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呼唤出来加以放大，导致了现代社会几乎随处可见的符号消费、借贷消费、奢侈消费等一系列超额消费方式。由于超额消费从来都不是一个纯具私人性的活动，而是时刻发生着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多方面关系，因此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逼迫出来的超额消费强烈地改变着人们原有的社会活动方式，进而塑造出新的社会活动方式，而这些新的社会活动方式在本质上链接着人的需要与资本增值，为资本的进步强制提供服务。例如，在本来可以自由支配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闲暇时间，人们为了跟上资本增值的节奏，不得不“主动地”加入到培训或充电等精神消费的行列中，由此闲暇时间变成了为资本准备合格劳动力的时间。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讲述过这样一个寓言：“共同进行的潜水捕渔及共同品尝的萨莫斯葡萄酒唤醒了他们身上的一种深深的同志情谊。在返航的船上，他们发觉彼此只知道对方的姓氏，于是交换了地址，才惊奇地发现他们原来是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一位是技术指导而另一位是守夜人。”[6]这则寓言表明人们在劳动中彼此漠不关心，即使人们之间存在社会联系，也是建立在资本所提供的超额消费模式之上，就这种社会联系服从于资本增值来看，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对于其中的每个人来说仍然是偶然的、随机的，人们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社会联系。这就是资本带给现代人社会活动的效果，更具体地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借资本形式在社会活动中强制地实现自身的效果。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作为生产领域的时间发挥规范作用的，除了生产领域的时间，还有消费领域的时间占据着人们的生命时间。我们发现，资本已经全方位地支配着人们的消费时间，把人们的消费时间深刻地纳入到增殖轨道中，此时资本完成了对生活世界的彻底殖民，资本的时间统治已经实现得无微不至，从而也就无孔不入。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时间统治的另一个领域：消费时间的统治。

二、消费时间：消费活动的资本化

至少从形式上来看，相比于生产领域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消费时间是一块由个人的自由意志充分发挥的领地。因为生产领域贯穿着强烈的利润追求、无情的市场压力和严格的劳动纪律，使得个人不得不服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带来的高效、节约、集约等要求，而消费领域则脱离了有形的行为规范，进入了一个可以按照个人意志从事自由活动的领域，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消费自由，贝尔所描述的“白天是正人君子，晚上却花天酒地”的现象正是对消费自由的形象描述。然而，消费自由在资本积累主要依赖生产性消费品生产的历史阶段还保全着清洁之身，一俟生活性消费品的生产逐渐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资本就要把触角伸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对人们的消费心理、消费行为以及社会的消费文化、消费理念发挥控制力和支配力。当然，资本力量对于消费活动的作用是通过文化的软性方式、隐性方式实现的，这就使得消费活动在形式上始终保持着自由特征，但是在实质上，这些活动无不受到了资本逻辑的支配，从而实现了消费活动的资本化效果。可以说，消费时间的统治正是资本在消费领域施展统治的时间体现，是资本控制人们的消费时间从而服务于自身增殖逻辑的外在表征。具体而言，这一统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消费理念上，资本逻辑诱使人们把人的价值归结到物质财富上，把对生活意义的探寻编织进高消费所代表的所谓“现代化”生活方式中，把对自由、平等、民主等所有价值的追求落实为单一的物化价值的消费渠道。资本要按照增殖要求去规定人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和方式，并且赋予这些视角和方式以“合乎自然”、“合乎本性”的外表，从而赢得人们的遵从态度。实际上，不管是人的价值，还是人的生活意义，抑或是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都绝不是高消费、物化消费之一途能够实现的，但是资本却把它们表现为唯一的实现渠道，这明显地反映出资本对于现代消费理念的改造作用。那么，资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秘密就在于私人化的价值实现渠道。资本把实现所有价值的希望放在私人化渠道上，“不是个体在经济系统中表达他的需求，而恰恰是经济系统推导出个体的功能和与之相适应的物品和需求的功能性。个体是一种意识形态结构，是一种与商品形式（交换价值）和物品形式（使用价值）相关的历史形式。”[7]把宏大问题、社会问题归结为细小问题、生活问题，把那些旨在切实改变社会关系并实际地有助于生活价值实现的集体行动转化为个体在私自角落里就可自行解决的消费过程，资本成功地将集体实践问题降低为个体生活问题，此时重要的问题就不再是人们能否认清社会关系的本质，而是已经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些问题，而这样的生活状态正是保证资本逻辑实现的最合适状态。

其次在消费方式上，资本逻辑动用了广告、电影等手段来培养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保证为人羡慕的消费方式一定是以高消费、消费主义的内涵确立起来。高消费、消费主义的输入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因此人们往往会以为自己的思想情感就是自己行动的真实动机，这样本来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消费方式，表现出来却像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常见的一些手法如“询唤”、美化等。“询唤”是阿尔都塞提出的概念：“我认为意识形态是以一种在个体中‘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个体）或把个体‘转变为’主体（它转变所有个体）的方式并运用非常准确的操作‘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的。这种操作我称之为询唤或召唤。”[8]简单来说，询唤就是将日常生活中散漫无意的个体转变为与询唤者形成对应关系的主体的过程。例如在广告中，广告展示的语言、姿势、意象对应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看到广告中的年轻人因为使用了某商品而精神饱满，于是我就会产生询唤心理，即在由那个年轻人舞动的意象空间中，我认出了我自己的存在：只要我拥有那个商品，我也可以像他那样，这样我就转变成了广告中那个精神饱满的“我”。再比如美化，美化是将一物的正面含义用在商品身上，将普通商品变成各种美好价值的体现，从而促使人们产生消费行为。在通常的价值观体系中，什么是好的、值得追求的都有既定的文化规定（这些规定潜移默化，长久不发生改变），它作为潜在的认识框架帮助人们迅速分辨新事物，以做出相应的应对。像传统文化崇尚的“自然”、“家庭”，现代文化崇尚的“高效”、“卓越”，青年文化崇尚的“先锋”、“活力”等都被征用来负载到商品身上，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将熟悉的文化价值附加到不熟悉的商品形象上，促使人们最终发生消费行为。现代广告反复渗透某些价值，以致大众必须通过它们去了解产品，这样普通产品便拥有了价值的丰富含金量，这无疑开拓了资本获取利润的巨大空间。

再次在消费地位上，资本无一例外地把消费者当做生产和服务的目的，把消费者抬高到需要倍加呵护、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地位，这一点固然反映了资本生产体系的独特性，但是它仍然是资本俘获消费者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往往把消费者抬到“主权者”的地位，“顾客是上帝”的口号就是资本家对消费者地位的形象说明。然而，消费者主权是从经济学角度对消费者地位做出的论断，如果不仅考虑到市场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管制型公共产品、无民事行为能力消费者等情况极大地削弱了消费者主权，而且更要考虑到消费者的选择是在一定的价值体系中做出的，要联系消费者所处的文化环境来谈论消费者的地位，那么就很难说消费者享有的是“主权者”地位了，或者说消费者主权根本就是服务于商品销售的假象。表面看来，消费选择完全按照消费者的意志来进行，购买什么、购买多少和如何购买都由消费者自己决定，然而，今天人们的消费选择是在高消费理念占据主导的文化价值标准中发生的，高消费理念的文化价值通过抬高消费者的地位让消费者认为自己就是资本家的目的，以此来唤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逻辑，因此消费者主权不仅在经济学上不完全成立，而且在社会学意义上根本站不住脚。质言之，一旦联系消费者背后的文化背景，消费者主权的虚假性便立即暴露出来。

由以上所述可见，消费时间是资本出于增殖目的而人为制造出来的消费商品的时间，它的存在就是为了促进商品的销售，从而服务于资本的增殖目的。就此而言，消费时间的统治比生产领域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统治更加隐蔽，而要打破这种统治所遇到的困难也就更大。尽管如此，按照资本向前运动的矛盾趋势，资本终将“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社会[全体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9]此时的时间不仅保持着形式上的自由特征，而且将实质性地摆脱商品特征，真正成为一种自由时间，而这种自由时间的实质不过是劳动化的休闲时间，或休闲化的劳动时间。

三、自由时间：劳动化的休闲时间或休闲化的劳动时间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10]这意味着现实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少地取决于直接劳动时间，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最终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即已经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与现实财富完全不成比例，直接劳动时间已经无法作为现实财富的尺度，这就使得以直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尺度的历史时代宣告终结，资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1]一个以自由时间为财富尺度的新的时代开始了。自由时间之所以值得追求、令人向往，根本原因是它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12]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们精神境界普遍提高的根本基础上，自由时间的充分运用直接导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时间直接成为了人的发展的巨大空间。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不过，以往学者们关于自由时间的观点要么是落脚在“自由”二字的发挥上，要么是着重阐述自由时间的结构和特征，而对“自由时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时间”这一问题语焉不详。在笔者看来，只有对“自由时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时间”这一问题给出明确解释，才能为自由时间相关问题的回答奠定一个可靠基础，从而避免泛泛而谈的抽象弊病。因此在这里，笔者对自由时间的实质内容做出界定，即自由时间实际上就是劳动化的休闲时间，或休闲化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高度融合、高度统一，构成了自由时间的两个基本支点。

对马克思来说，要找到人的自由的实现路径，首先要在劳动的意义问题上改变整个自由思想史的思考方向，通过彻底地祛除掉劳动概念之上的意识形态教条，使得人的自由本质真正地回归到（或者说建立在）它赖以生成的劳动基础之上。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劳动的意义的发现和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性作用的论证和阐述，马克思终于把自由的内涵定位在劳动的层面上，对于这种劳动意义上的自由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其表达为这样一句话：“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3]这句话可以看做是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最鲜明的集中表达。

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作为自由活动的劳动一定具有休闲的内涵？为什么作为自由时间的劳动时间一定赋有休闲时间的色彩？其实在自由时间中，休闲与劳动的融合、休闲时间与劳动时间的统一意味着休闲的重新实现。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休闲和劳动虽然有所区别，但是始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劳动创造了休闲的物质基础，劳动使得休闲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14]另一方面，休闲是劳动的目的和归宿，是人的本质的确证和实现，离开休闲，劳动就会失去意义。正是因为休闲和劳动还保持着较多的联系，劳动中经常掺杂着休闲的成分，而人们的休闲方式也往往是劳动内容的艺术化和提升，所以经济学家贝克尔在尝试严格区分劳动和休闲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不仅区分休闲与其他非工作活动存在困难，就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活动也不大容易。”[15]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产生催生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尤其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使得以人自身需要为目的的休闲变成了单纯以恢复体力和脑力为目的的闲暇，劳动和休闲之间的原本统一的关系发生破裂，人们感受到的是两者的冲突和敌对，最典型的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人们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的现象，这意味着人们厌恶劳动、逃避对劳动的热爱和追求，而休闲也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愚蠢而片面”的需要的满足，这种满足只不过“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16]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性质才能被根本扭转，与此同时休闲才会回到人的真正需要的满足上，因此休闲会重新成为人们生命活动的第一需要，只不过此时的休闲和劳动已经彻底地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了，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和休闲的关系将发生至关重要的两种变化：一是劳动彻底地从一种负担变成了一种快乐、一种享受的事情，即变成了休闲化的劳动。基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劳动者不仅获得了对劳动过程的决定权和支配权，而且能够正确认识自身需求和劳动行为的社会性质，从而支配自己劳动的社会意义，这样，“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7]可以说，劳动的内涵被休闲所充实。二是休闲彻底地从劳动的副产品变成了劳动本身的体现，即变成了劳动化的休闲。以恢复体力和脑力为目的的休闲是一种补偿性的休闲，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劳动，这种休闲不能激发主体的创造激情。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休闲从低层次的体力脑力恢复变成高层次的文化艺术创造或知识创新活动，这些活动本身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过程，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此而言，创造性的休闲活动直接成为了劳动的主要内容。总之，在自由时间的条件下，劳动成为人的生命的第一需要和休闲成为人的生命的第一需要，具有完全相同的涵义。换句话说，劳动化的休闲时间和休闲化的劳动时间成为了自由时间的本质内容。对于这样一种理想化的生活状态，马克思以“交往的需要”为例对手段性的东西转变为目的性的东西的过程做出了美好展望：“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不再是联系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18]

四、结语

不难看出，马克思的时间思想内在地贯穿着人类实现自由解放的趋向，从而就成为了马克思自由理论的重要维度。对我们而言，之所以从资本逻辑的角度来考察时间统治的表型类型和扬弃形态，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结论能够切中事物的本质：时间统治是资本逻辑精心运作的结果和产物。当然，我们可以对时间统治的一系列症状进行科学分析和价值批判，也可以深究时间统治带给我们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各种影响，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正在展开的问题。但撇开这些问题不谈，我们仍然可以说，时间的统治及其与资本逻辑的紧密联系启发我们去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作为资本实现之工具的时间统治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资本实现的障碍？时间统治充当资本实现之工具的历史能量到底有多大？被统治的时间转化为自由时间的具体依据和条件在哪里？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当代学者加以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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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2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2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7页。

[6]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7]鲍德里亚：《在使用价值之外》，载《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8]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29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5—19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15]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31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