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生态革命: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

日期:2017-08-26 浏览:716作者:刘顺 胡涵锦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摘 要:如何“定性”当下全球性生态危机,是福斯特对资本主义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缘起和切口。当今生态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制度危机转嫁到生态领域:由于资本积累的内在驱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具有“物化”强制性,对环境的战争无可规避,资本主义“变绿”也只能是幻想。唯有通过生态革命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但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福斯特视域中的生态危机,但绝不代表生态问题不会在我国呈现,这一点决不能以意识形态来划界。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能为我国“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批判性视角和理论借鉴。


关键词:福斯特;资本积累;生态危机;生态革命




生态退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为何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既然全球已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何当下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从世界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经济整体上一直在“上行”,那么经济增长背后的经济政治体制与生态危机到底存在着何种程度的“勾连”? 这些都是当今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域最为著名的旗手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持续关注的议题。他作为代表人物,愈来愈引起学界关注,不少学者从生态唯物主义、环境社会学和生态政治哲学角度展开探究。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阐明和论证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为什么要生态革命。最后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整体评价,并结合中共十八大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炼出一些批判性的理论借鉴。




一、批判的缘起:全球性生态危机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缘起就是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针对不少人质疑的“为何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要明显好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诘问,福斯特认为这不难解释,因为当前生态帝国主义 在全球肆虐,利用经济政治霸权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发展中国家沦落成了“垃圾排放站”,但“全球的生态盘子就那么大”,迟早一天资本主义也难独善其身。在他看来,站在历史的宽宏视野来看,全球性生态危机难以避免,除非变革制度。


(一)环境破坏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如今空前严重


   福斯特认为,环境退化并不是今天才发生,“如果把环境退化归罪于今天的现代性,那么就直接意味着仅仅在‘现代社会’存在着生态危机;我认为这个结论过于简单、不能成立,实际情况是,生态问题已存在数千年” ,譬如,对于不少古文明而言,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玛雅文明,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已经开始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作用,柏拉图在其《克里提亚斯》(Critias)一书中曾有翔实记载 。当然,包括后来的封建社会也存着生态破坏和环境退化问题。但需要高度警醒的是,今天的生态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地球的限度”(Planetary Boundaries)不断被突破,因为当今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战胜了生态理性,尤其是在全球被裹挟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宏观背景下,生态帝国主义四处发威,向落后国家转嫁生态危机。对此,福斯特认为,理解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态问题,都需要与该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以历史维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藩篱下的生态危机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严峻(但苏联社会主义对生态破坏尤为严重,有其复杂的特殊原因) 。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斯特进一步发问:既然全球已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为何当下仍会爆发愈来愈严重的生态危机?


(二)经济增长与生态危机


   “当今无可否认,经济增长是全球生态退化的主要推手。” 在福斯特看来,生态环境容量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典型的负相关。一方面,资本主义体系统治了全球,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各种资源在以利润为导向的自由市场机制的刺激下获得淋漓尽致式的利用,全球经济呈现几何量级的显性增长,“从宏观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能每年保持3%左右的整体增长,以此推算,世界经济将在100年内增长16倍、200年内增长250倍、300年内增长4000倍”, 对此,福斯特在其著述中多次引用马克思的经典名言来正面阐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是一个循环运动过程。利润至上的资本要实现增殖就需要不断刺激甚至“操纵”人们的需求,况且其中很多需求并不是“真实的需求”(Genuine Human Needs),为满足“虚假需求”的异化消费成为广大民众的“存在意义”和“身份符号”。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本逻辑会始终“在场”,“操纵需求”的过程也会循环往复、逐步加剧,“有限”的自然生态空间愈来愈不能容纳“无限”的人类需求,也即福斯特所指“在有限的生物圈内镶嵌着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人类对地球战争已经爆发,生态危机正在加剧、席卷全球。这就不得不使福斯特去思考:经济增长背后的经济政治体制与生态危机


(三)如何“定性”当下的生态危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这样一种倾向:生态危机,可以归咎于一切原因,但绝不能归罪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自身。” 福斯特认为,任凭主流经济学家如何辩解,其实内心无不承认当前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真言时刻” 已经到来,“只不过在他们看来,拯救深陷泥淖之中的资本主义要比治理垂死的海洋和母乳里的二恶英更为紧要,工业资本主义的危亡比整个世界的毁灭更让人担惊受怕” ,然而“当前生态危机爆发的规模和速度,不仅表现在气候变化异常上,而且表征在地球的整个生物圈的新陈代谢断裂上,这为探究环境问题的根源提供了无可驳斥的理由,而当前环境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言之,就是不断扩张的资本积累在作祟” 。在此种意义上,福斯特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态危机换言之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制度危机转嫁到自然生态领域罢了!这正是福斯特对资本主义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缘起和切口。




二、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增长的强制性


在福斯特看来,“踏轮磨房”式的资本积累内置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内,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表征出增长的强制性,而增长的悖论就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直接推动力。


(一)“资本主义”和“非增长”:一个“不可能定理”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具有“物化”强制性,存在着“非增长即死”的一元论生存伦理。 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宣扬,唯有经济不断增长才能使民众的生活更美好,这或许已成为世俗社会的宗教信仰。福斯特认为尽管实现“非增长”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针对美国而言,一旦经济增长梦破碎,“美国就什么也不是,所谓的美国梦就会倾然倒塌”,因为只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建构美国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动力。不能维持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就是一个“逆喻”(Oxymoron):一旦资本积累停止,资本主义制度就立刻陷入危机,对工薪阶层而言更是噩耗。正如福斯特和其合著者指出:“在此种意义上,资本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 资本主义的“经济自我扩张”从来就没有上限:即使再多的利润、再多的财富、再多的消费,“也不足够”和“也不算多”。意味着地球并不是人类与其他物种“和平共处”栖息的家园,而是资本主进行经济扩张“肆意剥削”的领地。由于资本内在的竞争逻辑不断强化,资本主义要么增长,要么消亡,无二选择。所以在福斯特的思维视域里,资本主义经济要存在就必须不断扩张、保持增长,“资本主义”和“非增长”注定成为“不可能定理”。这为生态退化埋下了罪恶的种子,为了保证经济增长,不惜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


(二)“‘踏轮磨房’式资本积累”


福斯特在其多部著述中形象地把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称之为“踏轮磨房”式资本积累(Treadmill of Accumulation )。“‘踏轮磨房’式资本积累”并不是福斯特的学术原创,而是衍生自美国当代著名的环境社会学家阿伦?施耐伯格(


Allan Schnaiberg)所提出的“‘踏轮磨房’式生产方式”(Treadmill of Producti-on),但他巧妙利用马克思的资本一般公式对此进行了创新式发挥。 至于为什么要用“‘踏轮磨房’式资本积累”取代“‘踏轮磨房’式生产”来描述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福斯特花笔墨作了阐明,因为在他看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来分析,后者的最大缺陷是对“踏轮磨房”的模糊聚焦,并未一针见血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动力和内在危险,当然二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前者既规约着后者又在后者实施的过程中完成。 用马克思主义不难作出解释: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的一切生产都可追溯到当时的生产关系与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结构,不妨用马克思的资本一般公式(M-C-M’)来说明,在此公式中,货币资本经由生产过程转换成商品,然后到市场上实现交易获取更多的货币,以回笼本价(成本)和追求剩余价值,那么,M’(M+?m)就凸现出来。在未来的再生产中,为了实现M’’,先前阶段的M’又会被用于再投资,此过程循环往复、无穷尽也。换言之,“资本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内嵌着自我扩张的价值。” 福斯特进一步总结道“资本主义的动机就在于,要不断为新资本的生成积累利润,以期为未来制造出更丰厚的利润、扩大资本积累,反过来支撑位居其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此种意义上,资本积累就无异于永不停歇的“踏轮磨房”,一直在运动、无限在扩张。最终结果就是“增长的悖论”。


(三)增长的悖论    


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需要经济增长。福斯特和其合著者认为,“经济的增长逻辑既是每个公司的基本特征,从宏观上看,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法则,这源于资本积累的制度内核”。 经济增长不景气的公司,马上就会岌岌可危。整体言之,经济增长的速度应明显大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因为需要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来防止失业人群去破坏社会稳定。当众多企业在一年内萧条不景气时,甚至在某时期经济增长只是缓慢而非无增长时,广大工人就会面临极端的灾难。正如福斯特和其合著者指出,2008年那次大衰退,世界经济整体萧条,但工人受冲击的程度远远大于资本家。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以及排出更多的废物。福斯特认为,一般而言,环境质量会在经济衰退期间得到改善,因为更少的污染物从烟囱排出或流入河流,公众也会减少使用小汽车的里程以及更少的开采自然资源。然而,在此背景下,为了激活资本积累和刺激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往往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减少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经济“下行”的艰难背景下,保护环境往往被认为是难以顾及的奢侈行为。迄今为止,为恢复经济而任凭环境破坏而不予保护,往往助力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然而,毋庸置疑,却对环境破坏巨大: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不仅放松了环境保护,而且扩张经济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福斯特举例进行说明,自从2008年那场仅次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来,为了尽快摆脱危机和刺激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本界和企业界正在开发出所谓的非常规能源“沥青砂油”(Tar-Sands-Oil)来代替传统化石燃料,然而“生产、加工和使用沥青砂油的后果是,将比传统原油资源增加约14%二氧化碳排放量,且又会留下大量污水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功能资本和经济增长速度越大,资本的生态足迹就越大,环境退化也就越严重。” 以此论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就预示着能耗加剧和生态恶化,增长的悖论就顺势“粉墨登场”。




三、资本主义对环境的战争:罗德戴尔悖论和新陈代谢断裂


 面临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强劲登场,福斯特转引加里?斯奈德的犀利话语来直言不讳地控告资本主义对环境之战的毁灭性后果,“一场对地球的战争。当它结束时,山狗却没了藏身之地” ,最终导致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引用的罗德戴尔悖论以及他在19世纪就曾批判的新陈代谢断裂“复归”。


(一)罗德戴尔悖论: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对立


福斯特认为,目前主流经济思想视域中的生态矛盾,能用经济史上著名的“罗德戴尔悖论”(Lauderdale Paradox) 作出最恰当的阐释。该悖论认为: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成反比关系,后者的增加总是会引起前者的减少。在罗德戴尔悖论中,公共财富与使用价值是同义语,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包括空气、水、土地在内都归属公共财富,但私人财富所包括的东西除具有使用价值之外,还必须首先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也就是说稀缺性是使某种东西具有交换价值并增加私人财富的必要条件,私人财富同义语于交换价值,资本家在内心深处想把一切公共财富置换成私人财富,正如恩格斯指出,甚至“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植物,统统攫归己有。” 在此意义上,公共财富(使用价值)和私人财富(交换价值)存在着解不开的对立,后者增加就意味着前者减少。这一点在福斯特看来并不难理解,“尽管使用价值(公共财富——笔者注)能满足具体的实际需要,但正是交换价值(私人财富——笔者注)而非使用价值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目标,因为交换价值能为资本主义生产利润”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积累程度越高,狭隘的私人财富与社会“共同体”的公共财富之间的裂隙就越大。“自然生态不是被当作公共财富加以尊重,而是被当成了某种免费供应的东西,即从资本主义价值计算的角度来看,它只不过是一种‘免费的赠品’”。 以此论及,为追求私人财富而酿造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就无可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对环境的战争已经爆发、积重难返。


(二)新陈代谢断裂


  “马克思在19世纪所描述的人类与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现在已演变成越过人类和星球之间应有界限的多重生态断裂。”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对环境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然-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且断裂在加剧,却因咎于内在的制度因素无法弥补。对此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原典论述作了鲜明的阐释,“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更为让人担忧的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提速,尤其是今天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人对自然的“影响痕迹”相比以前更为强势,不仅会影响到当地、本区域,还会影响到全球的生态环境,特别是随着生态帝国主义笼罩全球,情况会更糟。人的食物和动物饲料,在当今都会被长距离运输,其结果正如李比希和马克思在19世纪所警示道:农场对商业性化肥的大规模使用,很容易耗尽土壤肥力。同时,庄稼产地和被消费地的物理分离,带来如何处理“营养物质”(城市垃圾)在城市污水管道大量聚集而又不能回到农村土地的严峻难题,在这一点上能量守恒就会被阻断,事实上,这只是当前众多新陈代谢断裂中的一例而已。福斯特认为“正是动物—人—其他生态(包括其他物种)之间新陈代谢‘本质’上的裂变,才是我们所面临生态问题的真正核心。” 对此,不妨还原到政治经济体制(生产关系)中去,“尽管乡村之间营养循环和垃圾处理的问题,从19世纪以来有所变化,但由人-社会代谢断裂所引起的整个生物圈代谢断裂的根本问题仍在;尽管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我们对生态问题的认识跃步很大,但由资本主义社会所酿成的新陈代谢断裂仍是当代生态问题的本质”。




四、资本主义能否“变绿”:自说自话的空想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对生态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因其制度自身的根本变化是有限的——也只能表现在技术性意义上。……考虑到生态的可持续性,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失败的制度。” 因此资本主义要“变绿”无异于要革自己的命,“用刀片削刀把”只能是自说自话的乌托邦。


(一)杰文斯悖论归来


福斯特认为,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可以对资本主义能否“变绿”作出比较理性的回应。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杰文斯(Jevons)通过对英国当时煤炭使用状况的广泛调研,在其专著《煤炭问题》(1865)中提出,技术进步会提高煤炭的利用率、减少单位能耗,但因利用效率的提高,需求也会随之上升,从整体上看,资源的消耗总量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也就是说技术进步,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对煤炭的需求。这就是著名的杰文斯悖论。面对当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少主流经济学家或气候环境学家“并未恐惧”、充满技术乐观主义,认为理性的力量能战胜一切困难、技术理性能够克服环境劫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生态难题的金钥匙。比如,在一般意义上,他们建议“优化”老房子以至于冬天取暖时减少燃料能耗;为提高包括家用电器和小汽车在内的机器使用效率,不断采用新技术,等等。福斯特认为,尽管在美国这些技术甚至更多的绿色技术在美国很容易实现,但是,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新技术的采用通常会导致成本降低(小汽车的例子最典型,随着发动机技术的成熟,普及量迅速提高),需求量就会增加,最终能源消耗也会增加。再如,福斯特曾直言不讳的指出,误导大众的所谓“绿色”农业燃料(Agrofuels),不仅造成本应人类食物的被剥夺,事实上已经对环境造成了巨大损伤。 另外,核能源、大型工程解决方案、总量控制和交易等各种“绿色技术思维”也都无济于事,都是在玩概念、讲故事,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大盒子”内的玩偶,福斯特认为:“面对全球生态灾难,绿色技术作出的各种承诺已经失败。这要归结于杰文斯悖论,因为能源或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尽管对经济增长有益,但对保护环境并无益处,会给生态保护带来更大的压力”。


(二)乌托邦性质的自然资本化


“然而不论描述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目的主要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 在福斯特看来,自然资本化是一种市场乌托邦和资本狂妄症 。自然资本化是不少正统经济学家对当下的生态危机把脉问诊后开出的药方,他们主张利用如今发达的精密计算科学,对整个自然界进行“精确计算”,把整个自然界划分为若干种类的的储备资本,利用价格机制把它们统纳到商品交换的市场体系中去,让市场和资本的“万能魔杖”去应对目前的生态问题。对于他们对生态危机开出的药方,福斯特却不以为然,他说道:“典型的资本主义把任何危机的原因都归咎于影响资本扩张的障碍,而不是资本扩张本身。解决办法就是扩大资本领域,把自然也作为理性的商品交换体系的一部分” 。因资本的私人占有内置于资本主义制度,自然资本化也就等同于自然私有化。譬如,对于土地的私有化,福斯特犀利地说道:“假如作为人类与地球基本联系的土地蜕变成为最高出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买卖的纯粹地产,如果可以将公地围圈,然后不受任何公共制约和限制随意开发,那么就注定会导致一切都蜕变为经济价值。” 为了私利,整个自然界也将像土地一样蜕变为经济价值,任意开发、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地悲剧无可避免,谁会愿意牺牲自己的私立去关心生态保护、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呢?因此,福斯特认为自然资本化“看上去很美”,但只不过仅是另一个乌托邦的翻版罢了。




五、出路在哪里:立足生态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通过前文,无论技术乐观派还是市场万能论,无不是权宜之计,均不能从源头上解决愈演愈烈的生态问题,福斯特认为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资本积累制度,这也是贯通他本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主线,围绕此主线反复展开批判和论证。在其看来,全球生态的未来出路在于:立足生态革命超越资本主义进而走向社会主义,但绝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一)道德革命:消费的生态学


福斯特认为,要寻觅未来的出路,首先要建构“消费的生态学”(Ecology


of Consumption),掀起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革命”,用生态理性逐步取代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面对目不暇接的各种广告和促销特别是互联网广告的崛起,人们的消费愈来愈被广告所操纵,大众消费也愈来愈呈现出虚假性,即“符号价值”大于“实际用途”。这种普遍化的现象,在福斯特看来,不足为奇,因为这些广告和促销的背后蕴含着“两只手”:一只“看得见的手”——资本主义的日常生产;一只“看不见的手”——资本积累的无形力量。生产和消费,是一个社会维持存在的两个基本元素,同样构成新陈代谢循环。正确认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创建一个更加生态的社会的关键。更加生态的社会需要提升人类消费的可持续性,正是消费的生态学之内在要求。“真正的消费生态学——创建满足代内和代际的可持续需要的新制度,才仅仅有可能成为新的生产生态学的一部分,这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决裂,且要用人类的整体性取代自私的资本主义制度”。 因此,福斯特认为面对生态危机,首先要掀起灵魂深处的道德革命,正如他在《环保论者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什么》(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一文中引述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巴布尔的话,“必须把资本主义放到合适它的位置上,要‘服务’于大自然,而绝不是操纵和制造各种离谱的愿望和需求,……重塑公民精神,就需要道德革命。”


(二)新社会运动:自然和生产的社会化


   福斯特强烈反对自然私有化,因为“自然的私有化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加速生态环境问题”。 他建议打破以土地制度为代表的自然的私有化,实现自然和生产的社会化(马克思笔下的劳动者联合的社会化生产),“推动更多的社会化生产才能更多的关注生态的可持续性” 。他进一步言之,“通过民主程序把大自然放到大众的监管之下越彻底,生态环境就会越好。然而,若把自然交给资本,就会导致私人控制和过度掠夺,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 如何实现自然和生产的社会化,谁是推动的主体呢?福斯特回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并结合时代特征作出独特的阐释。他认为应采取“新社会运动”的形式:工人与环保者结盟,把工人阶级的社会正义运动与环保主义者的绿色运动统筹起来,为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资本积累程度而斗争,共同面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两重性”——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在目前,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围和薄弱环节,把生态诉求与社会正义统筹起来的革命策略与运动方针,才是世界历史进步的动力。”


(三)变革制度: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目前,对资本体制的绝对破坏性展开斗争是一种历史使命,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用一个实质平等和生态可持续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我确信这才是当今革命的真正意义。” 在福斯特看来,技术乐观主义和市场痴迷主义都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充其量只能算作权宜之计,并没有撼动资本积累的社会经济土壤,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条通往更理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途径,这种形态不是建筑在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的积聚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公正和可持续的基础上” 。在此意义上,福斯特认为生态革命(Ecological Revolution)呼之欲出。生态革命要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传统愿景和生态革命正在日益融合起来,联合起来与资本主义和环境灾难作斗争”。 对此,福斯特进一步转引艾萨克?德茨舍(Issac Deutscher)在其《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的经典句子作了说明:“人类为了生存下来,必须联合起来;如果不在社会主义中寻找人类的联合,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呢?” 可以说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正在于此,但又绝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


 六、结语:评价和启示


(一)总体评价:


“为什么要生态革命”是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他对资本主义展开“亮剑式”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对以资本积累为内核的社会经济制度实施批判,基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倡导把环保主义者的绿色主张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正义运动结合起来,通过生态革命来超越资本主义进而走向社会主义。该理论充分挖掘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始终关注的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历史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通过重建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19世纪所提出的因城乡对立所造成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变换断裂理论,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和自然观上的内在统一。可以说,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又创新发展——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的生态视域,把“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有机协调起来,为当今处理生态危机提供了科学的生态唯物主义方法。


同时,也应看到,福斯特作为左翼学者,在对资本主义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生态批判,其批判维度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的,除本文所列论证材料外,他影响较大的著作都是以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为“批判基点”的,如《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生态断裂:资本主义对地球的战争》(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和《环保论者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什么》(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从这个角度说,福斯特的“批判之箭”主要射向资本主义制度“这个靶子”,并没有过多的去思考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也会出现被他批判的生态困境,诸如“增长的悖论”、“罗德戴尔悖论”和“杰文斯悖论”等,因为在他看来:包括所有这些在内的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就是资本逻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他的理论归宿就是设想通过生态革命变革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因此他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可能出现的生态问题并没有过多涉及。也就说包括上述“三大悖论”在内的这些问题,究竟是资本主义的“特色”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性问题”?他并没有过多阐明 。本文限于“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这一主题,只能沿着福斯特本人的理论逻辑去思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镜”,反而我们应该以此为鉴和防微杜渐地搞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另外,尽管福斯特做了很多理论铺垫提出生态革命策略,但并没有开出“如何”生态革命的具体药方;尽管找到了生态危机的总根子——以资本积累的为基石的资本主义体制,但他并没有从理论上清晰阐明如何才能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但有时候,“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关键”,正如马克思指出:“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 。以此论及,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还不算绝对完美,但并非空想,仍充满时代价值,为当今世界处理生态问题建构出铿锵有力的批判性思维。


(二)几点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当前时期,我国以历史上最脆弱的自然生态空间担负着生产力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空前“双重压力”,尽管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针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生态问题也同样可能在中国发生,这一点是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界的。主要有以下简要启示:


   1、科学平衡“利用资本”和“限制资本”之间的临界关系,提高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尤其要发挥好国有资本的“生态导向”作用。福斯特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以资本积累为内核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福斯特视域中的生态危机,但绝不代表生态问题不会在我国呈现;尽管我们的资本积累在性质上也不同于福斯特视域中的资本积累,但却同样面临着如何管控资本的问题。一方面,“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 在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仍离不开资本的强大“物化力量”,其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在利用资本和限制资本之间寻到平衡,科学管控被福斯特所诟病的资本的“深层不道德”,提高资本的社会化程度、防止资本的过度集中,发挥好资本的“正能量”。更为关键的是,尤其要发挥好国有资本的“生态导向”作用,为其他形式的各种资本参与“生态投资”作出引导和表率,正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所倡导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


   2、辩证看待经济增长,避免罗德戴尔悖论。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和“非增长”注定构成“不可能定理”,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具有强制性,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推手。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增长仍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但经济增长不应是单求数量的“劣质疯长”,而应建立在生态良好的基础之上,正如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把“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同时,也应维护好公平正义,探索一切可能的举措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避免贫富差距悬殊,防止私人财富过度膨胀“挤伤”公共财富,也即努力规避被福斯特批判的罗德戴尔悖论。


3、努力实现自然生态空间开发的社会化监督。通过前文可知,福斯特坚决反对自然的资本化(私有化),认为是商品拜物教的异变形态,倡导对自然界集体占有、实行自然的社会化,把对自然界的开发置放在民主监督之下。这一点对我们当前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维持自身存在的经济基础,就是对以土地、矿产、山岭、能源、森林为代表的自然界实行私人占有,但这容易导致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过度掠夺自然、罔顾生态公害。所以,为了明确生态责任主体,既要对自然资源进行确权,又要利用国家公权对自然资源开发实行全民监督,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健全自然资源的资产产权制度,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而且要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理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制度。 在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确权时,应优先考虑资本社会化程度较高的股份制企业,便于公众拥有监督话语权,实现自然生态空间开发的社会化监督,最终目的在于“守住生态红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守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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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的资本限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12CZX007)。




【参考书目】


[1] 福斯特认为,华盛顿拒绝批准控制排放影响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是生态帝国主义最好明证。(参见John Bellamy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Monthly Review,2007, 58(9):p.4.)


[2] John Bellamy Foster &Dennis Soron, “Ecology, 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Nature”,Monthly Review,2004,56(6):p.4.


[3] Fred Magdoff &John Bellamy Foster, 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p.11.


[4] John Bellamy Foster &Dennis Soron, “Ecology, 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Nature”,Monthly Review,2004,56(6):p.4.


[5]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p.163-170.


[6] John Bellamy Foster &Dennis Soron, “Ecology, 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Nature”,Monthly Review,2004,56(6):p.4.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8]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377.


[9] The Moment of Truth,是美国FOX电视台的一档心理冒险节目,类似于“真心话大冒险”,在这里福斯特喻指“是该揭示生态危机背后真相的时刻了,无须再遮蔽了”。


[10]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7.


[11] John Bellamy Foster&Brett Clark, “The Planetary Emergency”, Monthly Review,2012, 64(7):p.5.


[12]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and Degrowth: An Impossibility Theorem”,  Monthly Review,2011,62(8):pp.26-33.


[13] Fred Magdoff&John Bellamy Foster, 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p.43.


[14]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Treadmill of Accumulation: Schnaiberg's Environment and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005,18(1):pp.8-10.


[15]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201.


[16]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202.


[17] Fred Magdoff &John Bellamy Foster, 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p.42.


[18] Fred Magdoff &John Bellamy Foster, 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p.59.


[19] Fred Magdoff &John Bellamy Foster, 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p.60.


[20] John Bellamy Foster,“The Fossil Fuels War”, Monthly Review,2013,65(4):p.2.


[21]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208.


[22]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23] 在人民出版社网站“金典引文比对”搜索查证,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版)中,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罗德戴尔及罗德戴尔悖论作为论证材料,可见其在经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


[25] John Bellamy Foster,“The Epoch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2013, 65(5):p.2.


[26] John Bellamy Foster&Brett Clark,“The Paradox of Wealth: Capitalism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Monthly Review, 2009,61(6):p.5.


[27] John Bellamy Foster,“The Ecology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Monthly Review,2011,63(4):p.14.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页。


[29]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 and the Rift in the Universal Metabolism of Nature”, Monthly Review,2013, 65(7):p.12.


[30]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 and the Rift in the Universal Metabolism of Nature”, Monthly Review,2013, 65(7):p.12.


[31] John Bellamy Foster, “A Failed System: The World Crisis of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Monthly Review,2009,60(10):p.16.


[32]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p.177-181.


[33] Fred Magdoff&John Bellamy Foster,“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2010,61(10):p.21.


[34]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Richard York, “Capitalism and the Curse of Energy Efficiency”, Monthly Review, 2010, 62(6):pp. 8-11.


[35]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36] 参见刘顺、胡涵锦:《自然资本化: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关键命题》,《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76页。


[37]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第28页。


[38] John Bellamy Foster,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p.88.


[39]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395.


[40] Benjamin Barber, “A Revolution in Spirit”, The Nation,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revolution-spirit.


[41] John Bellamy Foster &Dennis Soron, “Ecology, 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Nature”,Monthly Review,2004,56(6):p.11.


[42]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399.


[43] John Bellamy Foster &Dennis Soron, “Ecology, 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Nature”,Monthly Review,2004,56(6):p.11.


[44] 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y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2008,60(6):p.9.


[45] John Bellamy Foster,“The Ecology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Monthly Review,2011,63(4):p.14.


[46]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47] Fred Magdoff &John Bellamy Foster, 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p.144.


[48] Brett Clark&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1(1):p.154.


[49] John Bellamy Foster,“Toward a Global Dialogue on Ecology and Marxism”,Monthly Review,2013,64(9):p.59.


[50]  王雨辰:《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重建与生态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12期:第87页。


[51] 福斯特在“Toward a Global Dialogue on Ecology and Marxism”(Monthly Review,2013,vol.64,no.9)一文中曾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生态危机有过简要探讨;另,需要说明的是,福斯特教授自身的研究正如日中天,随着研究的拓展,很可能会去涉及和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生态问题样态。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5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页。


[5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