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 ——基于对《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贫困的哲学》的考察

日期:2017-08-26 浏览:395作者:鲍金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摘要】:当前学界关于经济哲学理论定位的理解,大体分为三类:一是作为研究领域的经济哲学;二是关于经济或经济学的哲学;三是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在上述三种理解中,第三种理解具有重要意义但学界明显认识不足,因此本文重点阐述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以哲学范式意义上的经济哲学视阈观之,普鲁东《贫困的哲学》的哲学是一种借用经济范畴作为棋子的独立哲学,因此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投射哲学;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对普鲁东的经济哲学进行了方法论批判,之后《资本论》在经济学层面上完成了传统哲学在抽象层面上才能展现社会生活本质和人类自由前景的任务,因此《资本论》哲学开创了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通过这三个文本的考察,也就可以把握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它既是哲学研究的一种视野、维度和范式,同时也是哲学问题的经济学研究。


【关键词】:经济哲学;理论定位;《哲学的贫困》;《资本论》;《贫困的哲学》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2013年度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阳光计划”项目“消费社会视阈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3YG01)。




一、学界关于经济哲学理论定位的理解


经济哲学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在中国哲学界成为显学,与实践哲学、交往理论、人学、政治哲学、发展哲学等并列成为中国哲学最有影响的新兴领域之一,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但是,当前经济哲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它的理论定位还比较模糊,在经济哲学的旗帜下集合了大量具有本质差异的理论学说,以致于人们经常提及经济哲学,但是细细追问起来,却很难说清经济哲学的具体规定性,这种状况不利于经济哲学研究的实质性推进。在这里,我们以当前学界关于经济哲学理论定位的理解为例,来探讨厘清经济哲学理论定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体说来,这些理解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作为研究领域的经济哲学,这是广义上的经济哲学。凡是探讨经济与哲学、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一切理论都属于作为研究领域的经济哲学。这种意义上的经济哲学虽然具有极大的涵盖性和包容性,但是它只是一个囊括着多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式、显示着纷然杂陈的研究视野和理论观点的多元化研究领域,只要人们的研究还停留在这种意义的理论定位上,就很难说获得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真知灼见。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今天多数论者实质上持有的正是这种理解,很多论者往往对经济哲学的具体问题和观点有着高度的自觉意识,却对这些问题和观点据以产生的研究范式和视野不加反思,对这些问题和观点在何种意义的理论平台上成立不加思考,这必然会遮蔽经济哲学的理论前提,在根本上不利于经济哲学研究的真实进步。


二是关于经济或经济学的哲学,这是相对广义上的经济哲学。它直接地以经济现象或经济学问题为论题,以某种哲学理论或哲学思维为研究方法,以经济或经济学与广阔社会世界之间关系的某个层面为研究视域,致力于探讨与经济领域相关联的价值取向、道德选择、政治效应乃至社会整体,它像关于社会(学)的哲学、关于政治(学)的哲学等一样,从属于应用哲学、问题研究,走的是一条“依理论事”的道路,落脚点是在“事”上。关于经济或经济学的哲学关涉的是经济现象或经济学问题所内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那些方面,正是涉及到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方面”,它才需要哲学理论或哲学思维的支持,从而体现了经济和哲学、经济学和哲学的交叉特征。例如以经济伦理思想和经济伦理学来看,所有的经济伦理思想都属于关于经济或经济学的哲学,而只有一部分经济伦理学属于关于经济或经济学的哲学,因为经济伦理思想(如见利思义、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思想)注重的都是经济现象或经济学问题所包含的道德的普遍性方面,如义、公平、诚实等等,如果是以这些伦理道德思想为基础,将经济领域的伦理道德规范加以体系化和系统化,那么经济伦理学就产生了,不过这种经济伦理学仍然属于关于经济或经济学的哲学,如果不是注重伦理道德规范的体系化和系统化,而是注重从经济或经济学出发去审视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建构哲学的体系,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就不再是关于经济或经济学的哲学,而是变成了如下的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


三是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这是狭义上的经济哲学。狭义经济哲学注重的不是经济现象或经济学问题的哲学式阐释,而是哲学理论本身,是从特定的经济或经济学视角来理解哲学自身的问题、内容、特征及其使命,它从属于理论哲学,走的是一条“就事论理”的道路,落脚点是在“理”上。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径直从经济视角来看待哲学问题,把以往哲学所提出来的非常抽象的哲学问题和哲学路径转化为经济问题和经济学路径,并且使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达具有典型哲学意义的命题。实际上,马克思正是狭义经济哲学的开创者,因此从哲学范式角度来理解经济哲学的多是马克思哲学研究者。论者多认为马克思哲学实质上就是经济哲学,马克思通过引入诸如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商品和价值等一系列经济学概念和命题,根本性地改变了哲学探讨问题的视野和方式,由此导致了哲学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性变革。


在上述三种经济哲学理论定位的理解当中,广义上的经济哲学被最大多数的学者所持有,相对广义上的经济哲学也被比较多的学者持有,而狭义上的经济哲学只是被比较少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自觉意识到。究其原因,恐怕在于广义经济哲学的定位是最为宽泛的,也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人们只要从事经济哲学研究,要么就是停留在广义经济哲学这个缺乏边界的领域中,要么就是走向相对容易的关于经济或经济学的哲学的路径,而只有很少的人意识到狭义经济哲学的存在及其意义。然而,作为对哲学的全新理解方式,狭义经济哲学已经成为理论哲学当中最有发展前景的研究方式之一,也是对构建当代哲学形态最具启示意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因此它理应得到当今学者的高度重视。本文以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这三个文本与经济哲学的关系极为密切——的考察为基础,来厘清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尤其是重点阐述狭义经济哲学这个尚未被多数学者关注的研究方式,以期实质性地推进人们关于经济哲学的理解。


二、经济哲学外衣下的投射哲学:《贫困的哲学》的哲学


在分析《贫困的哲学》的哲学思想之前,有必要先对这本书的书名进行辨析,因为有关这一书名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对其哲学思想的把握。这一书名的法文原文是Systeme des Contradictions E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翻译过来便是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也许是考虑到中文图书书名尽量不出现逗号的原因,这本书取原文后半部分《贫困的哲学》作为书名,而舍弃了原文的后半部分“经济矛盾的体系”,这就容易造成一个望文生义的情况,即以为这本书是要阐述一种“很贫困的哲学”,这种理解实则是错误的。仔细看一下原文的整个书名,便能够发现它的真实涵义是“关于贫困的哲学”,因为“贫困”无非是经济矛盾的表征和产物,蒲鲁东的研究重点还是贫困问题,只不过这次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或者说研究对象是贫困、研究方法是哲学。同时,这本书的目录也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这一点。第一章标题是“经济学”,第二章是“论价值”,第三章是“第一个时期——分工”,第四章是“第二个时期——机器”,第五章是“第三个时期——竞争”,第六章是“第四个时期——垄断”,第七章是“第五个时期——警察或捐税”,……第十一章是“第八个时期——所有权”,第十二章是“第九个时期——共有制”,第十三章是“第十个时期——人口”,第十四章是“概述和结论”。不难发现,这些都是典型的经济问题。可见,《贫困的哲学》的哲学追求对经济现象的哲学式阐释,是一种关于经济的哲学,而不是“很贫困的哲学”,否则蒲鲁东论证自己的哲学很贫困,就明显违背了常理。


明确了《贫困的哲学》的“哲学”涵义之后,就可以阐述蒲鲁东经济哲学的内容和特征了。在我们看来,蒲鲁东的经济哲学实质上是一种“投射哲学”,就是在悬搁经济问题与经济范畴之间相互关系的情况下,完全按照哲学的既定框架,对价值、分工、竞争、垄断等经济事物进行庸俗化地投射和套用。这里的哲学既定框架是黑格尔哲学的正反合三段式,蒲鲁东把它命名为“系列辩证法”。蒲鲁东认为:“辩证法就是思想从一个观念前进到另一观念,通过一种更高级的观念而形成系列。”[1] 辩证法的集大成是黑格尔,因此他还表达了对于黑格尔的敬意:“只有运用这种方法,一种观念,一个事实就会显示出矛盾关系,并显示出两个对立系列的结果,从而得出一个预期中的新的综合。这就是由三段论和归纳法的既对立又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工具所遵循的普遍而变化无穷的原则。这种工具,古人只是有所预见,真正创造它的是康德,而使它发挥巨大威力和大放光彩的,则是他的后继者黑格尔。”[2]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灵魂是自否定辩证法,正反合三段式只不过是自否定辩证法的外在表现。当蒲鲁东只是抓住正反合这些黑格尔哲学形式方面的东西时,不过是舍本逐末的做法,这说明蒲鲁东根本没有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精髓。黑格尔哲学的自否定辩证法要求研究者必须进入到事物自身关系的内部,从事物内部去发掘事物的矛盾关系,而不能只是在事物的表面和外围转圈。正是因为蒲鲁东理解不了自否定辩证法,所以他只能够按照正反合这一抽象哲学框架,机械地安排各种经济事物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例如,蒲鲁东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作为自相冲突的正反两面,再寻找它们的合题:使双方互相吸收、彼此协调的社会科学;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正反两面,再寻找它们的合题:构成价值;从第三章开始,蒲鲁东开始了他的宏大的经济进化序列,即从既产生财富又破坏平等的“分工”,进化到能够增加财富但又产生贫困的“机器”,再进化到上帝送来的“竞争”,而竞争又带来了“垄断”,这时作为垄断的对立面的“警察或捐税”又应运而生,但是“警察或捐税”在实际上又变成了对穷人劳动果实的剥夺,因此经济又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贸易”,“贸易”能够给劳动者带来一些补偿,但也使劳动者失去了工作和一些基本生活资料,因此“信用”作为帮助穷人的手段产生了,但“信用”又变成了对劳动者的金融剥夺,因此经济进入了“所有权”阶段,“所有权是占有权,同时又是排他权;所有权是劳动的代价,又是对劳动的否定;所有权是社会的自发产物,又是社会的解体;所有权是一种公平制度,同时又是盗窃。”[3] 蒲鲁东认为,“所有权”是以上所有方面的总的合题,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体系,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内,是不可能解决劳动者贫困问题的。客观而言,这一结论倒是比较准确,蒲鲁东看出了资本主义经济根深蒂固的不公平性和不合法性,提出了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然而蒲鲁东依靠“系列辩证法”所构建的经济进化序列,完全来自于正反合抽象规律的机械投射。《贫困的哲学》表面上运用了所谓“矛盾”、“二律背反”、“系列辩证法”等哲学框架来阐述贫困之类的经济问题,但在实质上,经济问题只不过是他的抽象哲学的经济注脚,只不过是哲学的经济学运用而已,如果把贫困之类的经济问题换成其他问题,那么蒲鲁东也一定能够完成那些问题的矛盾体系的构建,原因就在于发挥灵魂作用的只是哲学的正反合三段式,而不是经济学。


那么,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自否定辩证法又是什么关系呢?它们确有相似之处,都试图提供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并以这种思维方式将各自所处理的材料连贯成一个有机体系。蒲鲁东特别强调“系列”的重要性,而脱离“系列”的孤立事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运用这种方法,一种观念,一个事实就会显示出矛盾关系,并显示出两个对立系列的结果,从而得出一个预期中的新的综合观念。这就是由三段论和归纳法的既对立又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工具所遵循的普遍而变化无穷的原则。”[4]这种重视经济事物之间的联系性和矛盾性的方法,使得蒲鲁东的经济哲学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家“事实就是真理”的实证视野,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辩证法的色彩,所以马克思才认为“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然而,倾向于辩证法与真正掌握辩证法是不同的,由于蒲鲁东“追求一种可用来先验地构想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的所谓‘科学’,而不是去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5]所以蒲鲁东的经济哲学就只是一种“追逐公式”的投射哲学,而不是通过经济学场域体现出来的哲学;是一种借用经济范畴作为棋子的形式哲学,而不是由经济问题展示出来的哲学;是一种与经济学处于外在关系的独立哲学,而不是没有经济学就无法实现自身变革的哲学。就此而言,蒲鲁东的经济哲学具有虚假性质,它只是在形式上结合了经济学和哲学,在内容上仍然缺乏经济哲学的实质规定性,而马克思对具有经济哲学虚假性质的投射哲学持以鲜明的批判态度,这种态度集中地体现在他发表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三、走向经济哲学:《哲学的贫困》的方法论批判


当普鲁东以哲学投射的方式为他自己的经济学提供内在理论构架时,马克思已经同传统的一切哲学彻底决裂,在人类思想史上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发现促使马克思意识到:任何以某种抽象的哲学体系来投射现实的做法,都是必然要失败的;任何脱离历史的、现实的经济哲学观点和体系,都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哲学要求研究者必须充分占有大量的经济学实证材料和经验证据,严格按照经济现象本身的历史逻辑来发现经济的内在规律,而不是以某种主观臆造的抽象公式来座架经济事实和经济范畴。只有如此,研究者才能破解一系列经济谜团和历史谜团,在理论上指出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从而这种研究就会展现出合理的经济哲学意蕴。实际上,这种经济哲学工作是在《资本论》中系统地完成的,而马克思首先要对经济哲学的方法进行阐释,这一阐释又是通过对普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方法论批判实现的。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说:“我们决定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初版已售完),是因为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6]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完成作为经济哲学典范形态的《资本论》的过程中,《哲学的贫困》因其经济哲学的方法论批判而值得加以考察,这是我们将《哲学的贫困》作为考察对象的理由。具体来说,马克思是从以下两个方法论层面批判普鲁东经济哲学的:


第一个层面,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对待经济范畴的抽象做法,进而把经济范畴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发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在与普鲁东的论战中坚持对经济范畴做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就能够清楚地发现普鲁东经济哲学的错误,这种错误表现为普鲁东经济哲学的非历史的、抽象的方法。“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7]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待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的否定,还能体现出一定的历史性眼光,但是一当他们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这种历史性眼光马上就被抽象方式所取代。“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8]而普鲁东作为一名蹩脚的经济哲学家,无批判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和做法,只是用他的哲学对经济范畴编一下次序就可以了。“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普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9]众所周知,“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就是把宗教、法等各种事物的多样性规定抽象掉,然后归结为他自己绝对哲学体系的环节,同样如此,普鲁东的经济哲学也是把经济事物的多样性规定抽象掉,最后归结为一些逻辑范畴。马克思指出:“在最后的抽象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10] 普鲁东的方法就是把商品生产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抽象化,结果他得到抽象的“平等”,然后又把它变为“实体”,把现实存在的经济事物看成是它的“样态”。这样,历史就成了一部无人身的理性演变史。由此可见,普鲁东根本无法理解:“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11]他把经济范畴和生产关系完全割裂开来,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是生产关系的表现,而是把现实的生产关系看做是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实现。既然他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那么他就只能到“无人身的人类理性”怀抱里寻找经济范畴的来历了。


第二个层面,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经济哲学的“辩证图式”,进而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把握住了辩证运动的实质。在《贫困的哲学》中,普鲁东庸俗化地运用着黑格尔的辩证法,歪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实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性的自我运动的辩证法,即理性进行自我设定,自己和自己对立起来,并且自己和自己的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抵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合题。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基于对立和斗争的辩证法。但是普鲁东和黑格尔不同,他否认理性、观念和范畴的对立运动的可能性,认为经济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些范畴又是如何产生出历史的运动呢?普鲁东认为这是一连串的对抗运动的结果,而这些对抗又各自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普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12] 究其实质,普鲁东是从处于辩证运动当中的经济事实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把好、坏两面的对立和斗争取消掉,这样经济事实的矛盾运动就停止了,由此出发的经济哲学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例如,如果把封建主义的农奴制度、特权等坏的方面取消掉,那么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因此历史的发展也会一笔勾销。马克思指出:“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13]与普鲁东不同,马克思把事物内部的对立、斗争和统一看做是辩证运动的实质,因此他在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同时逐步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和经济运动的真实的辩证法,这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示经济哲学奠定了根本的方法论前提。


四、作为经济哲学的《资本论》哲学


以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历程来看,如果他早期的哲学仍然称得上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变革,那么这种变革就还是停留在原则化和方法论的层面,尚缺少政治经济学等经验内容的充分支撑,直到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即《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马克思哲学的早期革命才获得实质性的丰富和充实,这是因为当马克思还未能充分占有政治经济学材料,还处在吸收和消化古典经济学成果的过程时,马克思还无法彻底走出实践生活的抽象表达之路,而正是《资本论》的写作,促使马克思哲学不仅在形式、视野上、而且在内容、细节上真正地摆脱了哲学的抽象化规定。《资本论》哲学通过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层面上展现社会生活本质和人类自由前景的方式,完成了传统哲学只能在抽象层面上才能展现社会与自由的任务,从而在科学理论的意义上实现了对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考察,这就是《资本论》哲学作为经济哲学的独特之处和重大意义。


具体而言,作为经济哲学的《资本论》哲学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的:


第一,作为马克思哲学之代表的唯物史观是在《资本论》手稿的经济学语境中阐发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的代表,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的公认,而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两段经典论述均是在分析以经济问题为主的社会历史关系过程中提出的。第一段论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4]当传统哲学家们同样关注“某种范畴”、“观念形态”时,总是从意识性的来源,如理性、感性、经验等,或是从具有神秘色彩的来源,如理念、上帝、自然等方面,来寻找范畴的起源和发生过程。就任何理论形式和实践活动无不与人的意识相关而言,哲学家们找到的这些来源以及发生发展过程当然具有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满足于这些来源,以为已经找到了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和起源。殊不知,哲学家们只是说出了事情本来面目的一部分,而忽略了这些所谓来源的来源问题。这样,马克思就在哲学家们止步不前的地方继续向前考察,终于发现了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和起源地:物质生产,并由此开始重新解释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可见,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具有视角转换、范式重建的意义。


第二段论述是在《资本论》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5]从这里可以明显发现,《序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形态》时期还在使用的一些传统哲学和比较一般化的术语,如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等,而启用了一批更能代表自己哲学的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在马克思这样严肃的思想家那里,概念演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术语改变,而是意味着考察社会历史的视角的深化和观点的推进。众所周知,《序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理论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制,正是在这些经济学研究基础上,马克思才得出了唯物史观的准确观点,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的矛盾导致革命”等观点。这些观点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对哲学问题的经济学回答,哲学(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的高度融合已经成为《资本论》哲学的基本规定。


第二,正是哲学的研究方法,促使《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不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具备了哲学品格。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等。在这些方法中,辩证法是灵魂和核心。马克思认为自己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16]然后又阐述了辩证法的两个特征,一是唯物性,“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7]二是批判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8] 可以说,正是唯物的、批判的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才使得《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视野、经验主义世界观和工具理性主义,亦即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发财致富的科学”的本质规定性,从而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实现了变革。鉴于学界已经对这些方法做过大量分析,在这里仅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例,对哲学方法如何被马克思运用于经济学研究做出阐述。


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抽象”是指从众多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质特征,而舍弃特殊的非本质特征的方法,这里的“众多事物”当然是感性、具体的,因此抽象方法实际是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对于传统西方哲学而言,抽象方法非常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方法,因为传统西方哲学所做的就是将整个世界或社会历史抽象化的工作。与此同时还可以发现,成熟于哲学领域的抽象方法,也被自觉地运用于古典经济学领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19] 这里的“差别”正是抽象与具体的差别,或者说具体上升到抽象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差别。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表现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表现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0]马克思认为,抽象方法忽视了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性和暂时性,把从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抽象出来的范畴看成是永恒范畴,这与其说是解释现实的经济关系,不如说是掩盖现实的经济关系。而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则时刻注意到任何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背景,始终把经济范畴的抽象分析和历史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在对一个范畴的具体分析中展现其“多样性的统一”。由于运用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才能够以经济范畴体现的客观矛盾之间的必然联系为基础,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透视。


第三,《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渗透着浓厚的价值导向,这里的价值导向主要是指对人的自由发展的诉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经济问题与人的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既要透视经济问题的人本意蕴,也要看到人的问题的经济内涵,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试图综合经济学和哲学的第一次努力。不过,尽管马克思此时的人本主义批判极其强烈,他还是很快就发现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人的“应有”的虚假性,这又会直接导致批判的无效,他于是放弃了从人本主义进行经济学批判的视角,转而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便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在那里,马克思自觉地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角度来发现人的发展的历史路径,从对经济问题的冷静分析来凸显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这就将对人的思考落实到了对社会历史的科学分析基础上。能够代表马克思此时研究成果的当属《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提出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1] 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是如何看待人的发展问题的。一方面,马克思始终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并将人的发展具体地定向于人的自由个性,这是马克思继承了早期哲学研究时期的价值指针;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从“人的生产能力”、“物的依赖性”等经济视域来探索人的发展的现实道路,这使得《资本论》的价值导向建立在坚实的经济科学基础上。《资本论》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表明,人的发展既不能依靠人的美好的主观愿望,也不能诉诸经济运动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种需要人们在自觉把握历史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实现的可能性。


五、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及其走向:以狭义经济哲学为例


通过对《贫困的哲学》书名的辨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贫困的哲学》中的“哲学”是一种关于经济的哲学,然而再深入分析这一关于经济的哲学,会发现蒲鲁东的方式不过是把经济作为哲学的脚手架而已,这种做法只能算作是经济与哲学的“非此即彼”,还无法实现经济与哲学的“内在融合”。由此看来,要从事经济哲学的工作,不能仅仅满足于运用哲学理论或哲学方法来探讨经济问题。那么,经济和哲学的结合究竟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成为真实意义上的经济哲学?我们认为,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厘清经济哲学的三种不同的理论定位。具体来说,经济哲学研究不能停留于泛化的广义经济哲学上,而应当同时开展相对广义经济哲学研究和狭义经济哲学研究,通过应用哲学和理论哲学的互动,实现经济哲学的可持续发展。鉴于狭义经济哲学具有重要意义而学界对其认识又明显不足,因此下文将以狭义经济哲学为例,着重探讨中国当前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及其可能的走向。


首先,狭义经济哲学不是哲学研究领域中的部门哲学,而是哲学研究的一种视野、维度和范式,因此中国当前经济哲学应当深入开展哲学范式意义上的经济哲学,以期为哲学研究开辟新的视域和生长点。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物质生产等经济问题向来是被哲学家鄙视的低贱活动,哲学家们根本不愿意从生产、劳动当中发现什么具有哲学意义的东西。直到普鲁东和马克思的著作,经济哲学才算开始,标志便是他们都不再从纯粹哲学的角度来阐发哲学思想,而是径直地从经济问题的角度来阐发哲学话语。首先来看蒲鲁东,虽然他所构建的“经济矛盾的体系”存在各种各样的硬伤,但是他已经开始了将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的努力,他力图在哲学高度上解决经济问题的尝试也有积极意义(尽管从某种意义上看又具有虚假性)。然后来看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代表的马克思哲学思想基本都是从经济学语境中提升出来的,有些思想甚至直接地就是经济学思想,经济学和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是“水溶交融”、“不分你我”的状态了,也难怪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往往被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这一情况可以看做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另一种证明。通过以《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著作,经济哲学的具体规定性已经显示出来,这就是通过经济问题的研究来阐发哲学思想,通过经济问题的解决来推进哲学的发展和突破。这就对中国当前经济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启示,即经济哲学不能停留于研究领域的层面上,而应当提升到哲学范式的层面上,以经济学研究来深化对传统哲学的概念、命题、方法和结论的理解,从而为哲学研究开辟新视角和新方式。其实,相比于那些在思辨和观念领域探讨世界、本原、真理等话题的哲学,经济哲学的特征并不是不再探讨这类话题,而是从经济或经济学这样一个崭新的维度重新探讨原有话题,这样就能够带来哲学范式的转换。


其次,狭义经济哲学不是经济问题的哲学思考,而是哲学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因此中国当前经济哲学应当重视哲学研究的经济学路径,注重从经济学中发现哲学问题和实现哲学理念。相对广义经济哲学和狭义经济哲学都表现为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但是就两者的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经济问题的哲学阐释,它走的是一条从经济学“上升”到哲学的路线,后者侧重于哲学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它走的是一条从哲学“落实到”经济学的路线。作为哲学博士的马克思,当他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时,他的哲学思想才能够逐步摆脱其他人思想的束缚,也才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努力,而是关系到马克思哲学能否根本性地变革传统西方哲学、能否实现哲学的“改变世界”使命的重大事情,因为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研究,已经深切领会到这样一点:根本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在欲以改变的这个世界中,经济活动是最基础性、最具奠基性的活动,其他一切活动都是在经济活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2]经济活动对于哲学的意义体现在,哲学要实现改变世界的目标,就必须首先关注经济领域,研究经济问题,通过经济学研究来获得改变世界和理解世界的切入点。在这种意义上,《资本论》的经济哲学便是马克思对经济活动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的理论探索。很明显,这是一条从哲学“落实到”经济学的路线。这一点对中国当前经济哲学的启示便是:如果不深入研究甚至是无视每个人眼前的活生生的经济现实,如果不以人类历史中的经济运动为基础和背景,那么任何旨在改善人类处境的经济哲学言说都将归于无效。因此,经济哲学欲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就应当把个人的自由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文明的高度发展等命题和现实的经济问题深刻地关联,通过经济学研究发现人类生活的客观规律、敞开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这样的经济哲学研究才能在把握生活真实的同时实现哲学的真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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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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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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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60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