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4年03期

[摘要] 作为马克思的生态学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伯克特从资本积累的反生态性出发来研究马克思的环境危机思想，指出马克思考察了由资本主义产生的双重环境危机，即资本积累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危机。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危机的表现，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了消解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的联合生产。伯克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不仅对捍卫和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而且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伯克特；马克思生态思想；双重环境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共产主义联合生产

[中图分类号] F01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74(2014)03-015-05

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是马克思的生态学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从资本积累的反生态性出发来研究马克思的环境危机思想，指出马克思考察了由资本主义产生的双重环境危机，即资本积累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危机。前者是由资本生产的物质需求与原料生产的自然条件之间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危机，后者则源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产业分工所引起的物质和生命力循环的扰乱。[1](P107)尽管资本积累危机与人类社会发展危机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但两类危机是“重叠”在一起的，产生它们的根源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消解两类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建立共产主义的联合生产。

一、第一重环境危机：资本积累危机

伯克特认为，“资本积累意味着作为体现价值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价值积累”[1](P108)。由于价值体现在使用价值中，所以资本采取可销售使用价值的形式。这样，资本积累就转化为一个作为价值承担者的物质需求量的增长过程。资本积累的一般危机，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农业短缺的危机，因为农业短缺危及资本积累所需的物质条件。

在1853年10月1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以“谷物和葡萄歉收”为例，详细说明了农业生产中断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并准确地预测到了1857年到1858年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物质短缺和积累危机会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下：“第一，[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第二，生产资本的要素特别是原料发生价值变动，如棉花收成减少。它的价值由此增加”[2](P256)。如果农作物歉收，那么原料的价格就会上涨，这样就会引起再生产过程的中断。为了使资本积累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资本必然会无限地扩大物质需求量，但自然物质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注的只是价值增殖，它对自然条件的这种有限性是视而不见的。伯克特由此提出，“资本趋向于无限扩张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物质生产的限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失衡”[1](P115)。

为了缓解原料短缺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资本主义生产在原料价格上涨后作出了三种反应。第一，从较远的地区把这种原料运来；第二，生产供应商积极增加原料供给；第三，循环利用废弃物和使用各种替代品。这三种反应真的能缓解原料供给的中断吗？马克思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

实际上，“价格的提高开始非常明显地影响生产的扩大和供给，这多半表明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由于原料和以这种原料为要素的各种商品长期持续地涨价，需求会下降，因此在原料价格中也会出现一种反作用”[3](P134)，这些反应可能还会加重原料价格的不稳定性，并且使原料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机器大生产阶段，产业资本对原料需求的加快与物质生产的自然条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原料供给中断和价格波动就愈加严重和频繁。

所以，马克思从考察资本主义原料供给问题中得出的“历史的教训”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3](P137)。要解决资本生产的物质需求与原料生产的自然条件之间的不平衡，只能通过生产和物质需求量的革命性转变，合理控制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从而全面控制原料的生产。

二、第二重环境危机：人类社会发展危机

人类社会发展危机的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结构即城乡产业分工扰乱了物质和生命力的循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它是一种比由于原料供给中断而造成的资本积累危机更严重的危机。

在伯克特看来，马克思常常通过对城乡对立的分析来阐述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影响，正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4](P556)。所以，为了理解城乡对立的环境影响，伯克特认为有必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是如何加剧城乡分离的。

首先，农业与工业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前提。通过剥夺农村生产者的必要生产条件，特别是土地，大量农村劳动力游离出来，农业与工场手工业完全分离。这不仅使工业和生产资料在城市大量地聚集，而且也导致了无产阶级的“稠密化”，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国内市场。

其次，资本在不断扩大的单个工作场所和城市群中聚集工业活动。一方面，农村生产者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他们从农村生产条件中游离出来，被城市潜在的工作岗位和其他一些由城市提供的现有的工作机会所吸收，这就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大量可利用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以一定的人口密度为前提，人口在城市的大量集中也就为企业和社会内部的劳动分工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最后，“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聚集效应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一定程度在工业城市聚集起来。相比规模较小的生产企业而言，规模较大的生产企业能够大规模地应用机器，并使工人相应地集结起来，以更有效、更节约的方式把生产资料加工成可获利销售的商品，形成“规模经济”。同样地，生产相关使用价值的企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整体，在共同使用大规模的通讯和交通设施中减少费用，从“外部经济”中获利。所以，“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聚集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和竞争力。

在此基础上，伯克特阐述了城乡分离是如何造成环境危机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工业和人口在城市的聚集受到一定空间范围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和分散的手工业相比，人们可以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集中巨大的生产设施，大工业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既定阶段上，总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并且建筑物在高度上也有它一定的实际界限”[3](P883)。另一方面，城市工业的聚集破坏了当地生产的自然条件，这也就破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因而资本必然会转移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

伯克特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工业聚集的趋利性揭示了资本的反生态性。资本追逐无限增殖的本性使其试图突破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界限，使资本主义工业大量地聚集在一起。在工业聚集的地区，资本主义企业完全忽视构成人类生产根本基础的生态网络和生物圈关系，不仅剥夺劳动力，而且还剥夺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生产潜力。

伯克特认为，马克思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农业和城市工业对劳动力和自然条件的破坏，从而引起物质和生命力循环的扰乱。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在空间和技术上的物质变换破坏了人类生产的自然条件。工业和人口在城市的聚集以及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引起了破坏生态环境和危害人类健康的物质的社会流动。

第二，伴随工业和人口在城市的聚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对物质和能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增加，因而对城市环境和工人健康产生危害。特别是在缺乏足够住房和卫生设施的工人阶级居住区，这种危害更为严重。马克思把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对城市的影响看作是资本主义农业与工业分离的必然后果，并反复说明城市工业聚集与土壤肥力下降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城市废弃物的增长问题与土壤肥力下降的问题是一样的，其原因都是工业在城市的聚集而引起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

第三，资本主义工业与农业的巨大差距所造成的物质循环，不仅破坏了农业生产，而且还破坏了人类生产的自然条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一方面，人口大量聚集而造成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纷纷涌现，阻碍了资本主义把取自土地的东西“回归土地”；另一方面，农业技术日益采取城市工业提供的机器形式，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这就加快了土壤的消耗和对农业劳动力的剥夺，从而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即土地和劳动力。

此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分析并不仅仅局限于考察农业和城市工业的环境影响，他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高度说明了全球范围内的城乡对立所造成的全球性环境危机。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双重环境危机的根源

伯克特以资本主义的历史极限为切入点，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环境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危机之间的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环境危机是其历史危机的一部分，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伯克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极限是为利润而生产与为人类需要而生产之间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它不仅包含马克思指出的资本趋向于过度积累和利润率下降，而且也包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危机。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危机的表现。这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环境危机趋势不仅与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历史危机一致，而且也大大丰富了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历史危机，并且这也有力地驳斥了那些臆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与环境问题毫无关系的观点。马克思从三个内在相关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历史危机，即“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加剧；作为财富的一种尺度的价值越来越不合理；作为生产发展的一种社会形式的阶级剥削越来越不适合”[1](P184)。

尽管资本积累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危机的一个表现，但是不能就此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危机归结为资本积累危机，而应该把它解释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最终表现。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积累危机之间的关系，托马斯?韦斯科夫（Thomas Weisskopf）通过引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3](P278)，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积累危机。伯克特认为，韦斯科夫这种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简单地归结为资本积累危机的解释，是对“资本自身”的一种表面分析，并且曲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或“真正限制”是为私人利润而生产与为满足人类需要而生产之间的矛盾，它既表现为“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3](P293)，也表现为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造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浪费，资本趋向于通过破坏一切财富的源泉即土地和劳动力来发展生产力，以及“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3](P294)。所以，“为利润而生产与为人类需要而生产之间的冲突，生产条件与生产者及其共同体之间的异化，以及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1](P178)。无论哪一种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真正限制”都包含“资本因利润驱动而占有自然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与生产者的需要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生活过程'的异化”[1](P178)。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趋势是利润率下降，这与资本追逐最大化的利润是矛盾的，所以它必须通过各种手段甚至是危机来克服这种趋势。然而，“由于资本克服危机是通过利用低工资、强化劳动和缩减国家预算的政策，或者通过实施使利润率恢复条件破坏的政策'”[1](P181)，这根本就不可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反而会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演愈烈。在这种意义上，伯克特指出，“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一个核心原则”[1](P180)。

四、共产主义联合生产：双重环境危机的消解

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使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需求量超过其自然限制，这不仅会造成资本积累危机，而且也会引发人类社会发展危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是一种生态上不合理的制度。为了消解资本主义的双重环境危机，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的联合生产。

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更普遍分析方法能够说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包括生态问题。这具体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内在于资本与劳动关系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2）为了满足需要，工人阶级必须克服资本主义竞争；（3）资本的生产社会化以及资本和劳动的社会生产条件的至关重要性的相应提高。[1](P203)资本既剥夺劳动力，也剥夺自然力。为利润而生产与为人类需要而生产之间的矛盾内在于作为雇佣劳动关系的“资本自身”。为了实现更少限制、更亲生态（pro-ecological）的人类发展，需要的“不是'社会的瓦解'，而是共产主义革命”[5](P138)，用共产主义联合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

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联合生产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者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分离，它的基本原则包括：第一，它是一种计划生产；第二，它是一种没有以阶级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市场和国家中介的生产；第三，它由生产者和共同体共同管理和控制。[1](P230)共产主义联合生产的基本原则与马克思设想的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致的，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的真正的和自由的发展。共产主义联合生产的建立，需要通过环境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结合。

针对一些人质疑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联合生产的生态价值，伯克特用七个生态标准来指证这种联合生产的生态内涵：第一，认识到人类管理自然的责任。人与自然之间可持续的协同进化的实现，需要一种生态上合理的系统，而这种系统要求人类拥有一种管理自然条件的社会责任，把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都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并进行合理的经营。共产主义联合生产中人类管理自然条件的社会责任体现在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6](P313)。城乡对立的消灭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质的更普遍危机的消解，这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回归到合理的状态。

第二，生态知识在生产者和共同体中的传播和应用。共产主义联合生产具有大大提高生产的合理生态管理所需的知识水平和普及程度的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者与生产条件之间是一种异化的关系，并且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是分割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者与生产条件重新统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它们是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第三，以对人类知识和控制自然过程的极限的认知为基础的生态风险规避。为了限制对有不确定生态影响的自然条件的不合理利用，社会必须对人类知识和控制自然过程的极限有一种强烈的意识。生态学家桑德拉?斯坦格雷伯（Sandra Steingraber）提出解决人类生产的不确定有害影响的三个基本原则：预警原则、反向责任原则和选择最少有害原则。[1](P227)马克思指出，不确定的自然条件和人类无法完全控制的自然过程继续在共产主义联合生产中存在，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存在不可预测和无法控制的自然条件，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必须考虑这样的限制和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联合控制生产的观点与生态风险规避的原则是高度一致的。

第四，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生态影响进行有效控制的社会合作。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资本越来越在全球范围内剥夺劳动力和自然条件，造成全球性的资本积累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质的更普遍危机，这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对生产进行生态合理管理的合作。伯克特列举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对公共资源中共同财产系统的研究和彼得?亚瑟（Peter Usher）对加拿大土地和占有中的原始财产系统的分析，认为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对公共资源系统进行生态管理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它也是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合理系统的社会合作所需要的。

第五，尊重和鼓励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自然条件的多样化意味着生态合理系统必须尊重和鼓励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共产主义联合生产包含人类生产和共同体的多样化形式，这是人与自然之间保持一种可持续性关系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生产既具有历史进步性，也具有其局限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生产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多样化，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剥夺劳动力和自然条件为前提的，它造成生产者的异化和自然条件的退化，从而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条件是多样化的，人类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得到充分体现，人类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第六，与自然条件相联系的生态伦理。尽管生态价值与人类生活方式一样是多样化的，但是这些价值必须形成一种与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相统一的共享意识和责任。人类生产的生态合理系统需要人类共同拥有一种生态伦理观念。马克思一直强调联合起来的生产者需要共同拥有一种对土地的责任意识，“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3](P878)。

第七，认识到财富观的亲生态规定。一些人以马克思的观点中涉及到共产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的持续增长而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财富观是反生态的。在伯克特看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财富观是否违反了生态标准，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财富的持续增长的设想与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观点是密切相关的，并且这种财富是根据实现人类与存在于人类之外的自然之间可持续的协同进化来界定的；另一方面，这些设想涉及的是一般情况下的财富增长，它们强调自然条件的审美和物质使用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克特强调，共产主义联合生产中财富极大丰富和人类全面发展在生态上是合理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ZX007)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10018)]

参考文献:

--------------------------------------------------------------------------------

[1] Paul Burkett，Marx and Nature：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St.Martin's Press，199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Paul Burkett，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Toward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Brill，2006.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万冬冬( 1985 － ) ，男，江西南昌人，上海交通大学365bet投注开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生态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