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摘要] 自然资本化是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关键命题。在他看来，自然资本化无论如何被“包装美化”都绕不开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其实质上是一种市场乌托邦与资本狂妄症。对此他分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刻批判：自然资本化实为商品拜物教的流变形态、驱迫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致使“人-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而当前阶段，中国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载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空前的双重压力，福斯特批判自然资本化的思想能够带来一些有益启示：“与自然和解”，避免“拜物教化”自然；正确看待资本与管控资本的“深层不道德”；正确处理资本与自然之间关系，建构和践行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现代化。

[关键词] 自然资本化；新陈代谢；生态危机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是当今英语世界最具创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领军人物之一，被誉为“马克思生态思想复兴的主要架构师”。面对西方不少环境经济学家和气象科学家所推崇的“自然资本化”[1]（capitalization of nature），福斯特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自然资本化是这些环境经济学家和气象科学家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开出的药方，他们主张把整个自然界定义为储备资本而且都能纳入到商品交换的市场体系。具体来讲，自然资本化经由三个步骤实现，第一步,把自然界的组成要素（包括资源和环境）从各层次的生物圈中逐步剥离出来，并把它们降格为商品和服务的基本形态；第二步，凭借市场机制中的供求曲线赋价给这些商品和服务，这里的赋价又必须确保经济学家们所预设的最佳生态保护方案；第三步，以所期望的生态保护目标为基准，制定市场机制和法律政策来调整现有市场中“自然产品”的价格，然后循环拓展新的市场。尽管“三个步骤”看起来合理，但福斯特认为自然资本化是一种荒诞的资本狂妄症与市场乌托邦。鉴此，本文从自然资本化实为商品拜物教的流变形态、驱迫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和致使新陈代谢断裂三个方面来解读福斯特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生态批判。最终目的在于自然资本化的“中国解读”，总结出某些借鉴性的现实启示。

（一）把自然“简化”为商品库

自然资本化即把先在的自然简化成可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品库，福斯特认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掩盖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2](p28)。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企图将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都最终归结为商品的形式，也即“无限制的商品化和资本积累”。以简化论手段对待自然，武断地把自然放到市场的交换系统中来，毋容置疑是粗野盲目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本的逐利本性完全无视了自然先在性的客观现实，把大自然纯粹看作生产财富的基地而无其他，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赤裸裸的主仆关系，成为资本家的利己工具。“自然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商品宝藏”，在他们那里，自然界就是上帝的免费馈赠，没有成本、无限获取又“不懂得报复”，怎样实现最大效率的开发自然进而达到利润的最大化才是他们的核心追求，至于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根本不在他们的关心视域里。其结果正如福斯特预测，“越来越多的自然被简化成单纯的金钱关系，没有按照更多更广泛的生态原则对待自然”[2](p25)，但是，自然总有一天会报复人类，“人类奴役自然的技术越娴熟，全球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就越大”[3]。

（二）掩蔽人与自然间的本真关系

在福斯特看来，基于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的自然资本化掩蔽了人与自然之间本真的依存关系，忘记了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natural beings）。他指出：“在我们可以称之为的资本生产阶段，人类作用于自然以生产出价值，并随后被资产阶级剥夺的相关景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作为资本化本身的自然（及人类本质）在全球投资体制控制下日复一日地自我再生产，通过穿越时空的价格体系的神奇作用，一切都纳入生产和交换的理性计算。这就是资本意向中所孕育的自然”[2](p29)。从存在论角度来说，尽管人是高等社会性动物，但毕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生物，也即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在此层面上人与自然之间表征为“依存”关系。这是第一层面。但这不是否定人与自然交互关系的第二层面——在实践论维度上，人与自然界通过劳动中介而生成的主客体关系，但这种主客体关系不能理解为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当然第一层面是基础，第二层面在第一层面基础上展开，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p161)人不能独立存在于自然界之外，而要位居其中，更不能高居其上。然而在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后，“人”高于一切，成为了自然的主人而自然却成了被动的奴仆，利用资本的魔力、借用工人的手，努力使商品数量和获取利润最大化，不惜一切代价来奴役自然，颠倒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真关系。正如福斯特警惕道：“掠夺自然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和表征出常态化，自然要素和受人类主导的社会环境一道，被挟裹到商品经济领域并且从属于所能获取的利润额与利润率这一通用标准”[5](p35)，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掉了。

（三）资本逻辑支配生态逻辑

福斯特认为这肇始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他以商品化的大农业毁坏生物的多样性为例来揭示，“在世界商品交换体系内，人类对生物圈内物种的移植和基因改造迫使自然的多样性被商品农业的单一性或同质化所取代。正如工业革命使劳动力从属于资本一样，这也使自然界从属于资本成为可能。”[5](p92)马克思也曾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6](p269)获取剩余价值的内在性要求资本的生产强制，一方面迫使商品生产规模无限度扩张，另一方面意在降低生产成本的魔力棒驱使资本到处寻找最便宜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还哪里顾得上考虑生产是否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资本拥有者的唯一目标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使自身掌握的资本实现最大限度的增殖，至于保护不可再生资源、有序开发再生资源以及实现青山秀水式的可持续发展，就完全被罔顾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记性差或性格偏执，而是因为头脑中只有一个概念——利润愈多愈好。资本具有显著的“属人性”，而自然界因其先在性（或存在于史前史）并无典型的主体归属。资本及资本的再生产首先是私人财富与社会权力的象征，而不属于任何其他机构，相反，自然及生态环境则属于“公共物品”，并非私人占有。这样，“公地悲剧”就出现了，只有人愿意利用自然但无人愿意出力保护自然，生态逻辑就难免要让位于资本逻辑，正如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变换使用市场交易手段，竭尽全力诱使土地（代指自然界，作者注）和劳动力资本化、纳入交易体系，受这一内在逻辑刺激，资本主义越来越深陷到与自然对立、对环境战争的泥淖。”[5](p51-52)

二、自然资本化驱迫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

福斯特认为自然资本化的深层意蕴就是倒逼使用价值屈从于交换价值，经济理性遮挡生态理性，“利润真理”压倒“生态正义”，“自我扩张的价值逻辑是贯通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根源于掠夺性的开发自然，代表着一种狭隘自私的扩张形式，它将所有的人-自然之间的定性关系分解为定量关系，具体量化在货币或交换价值上”[7](p36)。

（一）把自然片面“工具化”为使用价值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自然纯粹“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为使用价值，对此他总结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四大反生态性：“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唯一永久的联系是金钱；自然界万物最终的去向并不重要，除非再次投生到资本循环；符合市场自由交换的才是最棒的；自然界的丰富万物是对资本者的无偿馈赠”[5](p120-124)。他认为在当下资本主义世界中，一切已被开发和尚未被开发的自然界，包括土壤、森林、河流、湖泊、各种矿物以及太能能等等，基于资本不断获得增殖的趋利本性，都被量化为制造利润的单一工具，潜在未开发的资源也被“潜在量化”，在这里，自然只能无辜被动地听任资本或资本家的摆布，通过工人的劳动媒介生产出各种商品形态。更可恶的是，从自然“无偿”榨取的实物商品，终极目的只是为了不断获取利润并依此所形成的社会权杖来强迫工人征服自然，从自然中掠夺更多的产品形态，使自身不断获得尽可能多的“异化了的物质财富”。这样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循环往复、看不到终点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了单向度的掠夺与被掠夺、索取与被索取的“扭曲关系”，自然表面上在为人类提供生存必需品，但实质上仅仅“裂变”为资本家循环生产的“使用价值”。当然，其根本目的绝不在于此，但其又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第一层次。在福斯特看来，自然的先在性完全被颠倒异化了，现在演变成“自然因人而存在 ”“工具化了的使用价值”，只有单向度地向自然“拿”，而无向自然“还”，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背离马克思强调的物质变换。

（二）交换价值“循环支配”使用价值

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概括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发展历程时说：“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建立是以异化了所有形式的自然需要（natural need）为前提的”[8](p174)。可以看出，基于资本的暴政，这种异化的“自然需要”本质上就是为了不断获得交换价值。他认为，当下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病灶在于交换价值“循环支配”使用价值；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交换价值、积累财富，或言蓄意制造“虚假的需要”；资本具有“效用和增殖”两大先天属性，也不可避免地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消费范式无不围绕着交换价值展开，生态危机迟早都要迸发或全面爆发。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使用价值即从自然界中开采加工出来的人化产品的“质”到底怎么样，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无人上心，因为生产出来产品无论质量优劣，都不归资本家使用，最多资本家这里只是暂时中转站，最终都要拿去置换成交换价值；其二，工人生产使用价值的工作环境、身心健康以及对环境造成摧残却变得不重要，正如福斯特指出，“极度剥削源自于增加的资本收益企图，谁会去管工人的健康不佳、身体畸形与环境保护”[5](P56)。也就是生态成本被外在化（Externalization）了。当然，有时资本家为了更有效地出售手中的商品以便及时换取交换价值，也不得不适当提高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即产品的受众体验，但这只是为获取交换价值的手段及策略，并不是出于真实的动机。因此可见，尽管在马克思那里，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价值要处处掣肘于交换价值，因为交换价值的实现才最终契合资本的无限增殖诉求，永不满足的交换价值也必然向自然无止境地“开战”。因此在福斯特的视域里，无论是自然界本身还是人的尊严，都遭异变顺从于交换价值。

（三）自然从属于利润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巨大'物化'活力本质上不愿意接受任何外部的规约，并且一直在寻求扩大它的势力而不顾及对自然界生物圈的负面作用”[7](P32)。福斯特认为，把自然纯粹工具化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循环支配使用价值的最终结果只有一个──自然从属于利润。在如今尤其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每个企业都有浓厚的“利润信仰”，往往在自由市场的作用下，他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把自然资源、生产资料与劳力最优地统筹组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控制开发自然资源。自然界成为了资本家无限批量生产利润的资源库以及各种废料的回收站，自然界被异化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牺牲品，把自然开发得越殆尽、手段越先进，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当然对自然造成的破坏也就愈发严重。正如福斯特指出：“目前这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正随着历史进程的加速而加速，原材料和能源的投入在增加，生产过程也随着技术的改进在加快，因为从提取原材料到把最终产品传送到消费者的手里，其流程越快就越有机会创造利润。为了创造利润，这种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从而节省了劳动力的投入。但是增加能源投入以及用更多的能源和机械替代人力意味着快速地消耗更多的优质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并且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2](P38)在这种制度框架下，自然由人类的“共生朋友”被迫流变为“利润的奴仆”，其结果是“把大自然蜕变成像工厂一样的组织形式，一切为了利润而最大效率地过度开发自然”[9](P195)。也就说，利润逻辑湮没了自然尺度。

三、自然资本化致使“人-自然”新陈代谢断裂

福斯特认为自然资本化必然导致“人-自然”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sm fracture）。他举例说由于20世纪商品化大农业的推动，把农业资源纳入到市场交换体系中去，且一些财团和大资本主导了农业生产，自然资本化的过程在加速，但随着城乡分离的加剧，城市里堆积着吃人的漫天垃圾，乡村的土地却得不到天然的营养成分而只能依赖对自然并不友好的化肥，人与土地之间的营养成分循环的断裂就比19世纪更加突出；不改变社会制度，今天的陈代谢断裂就会愈发严重[8](p162-163)。自然资本化，把自然界纳入商品价格核算体系，就势必诱导其被资本无止境掠夺式开发，异化生产与异化消费所导致的新陈代谢断裂就无法避免，而市场与技术手段都将无济于事，凸显“杰文斯悖论”①（Jevons paradox）。

（一）异化生产与新陈代谢断裂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不能算作“文明生产”，而自然资本化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珠联璧合，并非自然的人道主义与人道的自然主义的完美契合。“对自由市场制度的崇拜，必然导致无止境的商品化和资本积累（capital accumulation），这又会破坏生产自身的条件——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可持续性、货币媒介的稳定，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延续正是依靠这些条件。”[10](p35)可看出，从生产的源头就已经被异化了，而非为了满足“正常需要”的正义生产。无限制的积累与商品化是为了获取物质财富，沦为控制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官僚工具”。这种社会体制下的生产在过程上更是不友好的，把自然藐视为用之不竭的资源库，且自然不懂得“及时反抗”，这时正如福斯特指出“生产效率越高，它对自然释放破坏力就越大；生产规模越是扩大，它就越把人埋葬在令人窒息的垃圾山里”[10]（p37）。尽管如此，但在资本家那里，把自然内在化为自己所控制的生产资料越顺畅，而外在化的利润空间也就越大，操控工人和社会资源的“客观权力”也就越大。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且这种客观权力不再是当初控制自然资源的单一经济权力，它会逐步侵蚀并浸透到现代社会的一切领域之中。其结果是：异化生产支配自然界，并运用资本的社会权力为循环的异化生产扫除一切障碍，全然顾不上对自然界的保护性开发，因为这不仅会增加额外的生产成本，且又减慢再掠夺大自然的步伐。自然界贡献出了“自己无痕的身躯”，得到却是满目疮痍的有毒废料。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就出现了，异化生产从出发点上就为新陈代谢断裂埋下祸根。正如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和与之相伴随的对自然资源无止境消耗，导致了快速的复杂化了的环境问题。”[7](p96)

（二）异化消费与新陈代谢断裂

福斯特认为，异化消费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消极分泌物：“在当前，资本主义为了继续生存和获取垄断利润，它不得不建构一种无论经济还是生态意义上均'内置浪费'（built-in waste）的经济模式”，其特征是：（1）过度的促销已经渗透到生产领域；（2）毫无计划甚至过时的消费文化的再现；（3）生产奢侈品只为少数人的消费服务；（4）庞大的军事支出和国家公共消费；（5）以金融、保险、房地产等为代表的投机性消费的整体增长[11]。为了消费而消费进而证明“自身存在意义”的异化消费模式风靡资本主义世界，消费不是为了自我生理的延续和精神的提升，而是为了补偿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无奈、枯燥和被剥夺感，换取精神慰藉。不顾生产环境的恶劣而卖命的劳动，期望获得资本家更多的认可——一方面为资本家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工资。拼命地挣工资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占有琳琅满目的诱人消费品。在这种社会机制下，消费品似乎成了人生存在价值的外在化标签，只是去据为己有就好，至于质量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并不重要，这样的消费心理不是个人的冲动或“不道德”，而是整个社会机制的“异化分泌物”。因为个体接受“虚假的需要”除了自身的“精神异化”之外，更多的是受他生活于其中的生产关系的“消费操纵”。资本主义体系内不断创新产品形态和推出目不暇接的促销手段，在表面上看来，是造成消费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还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资本家不但能控制生产，而且能操纵消费。也就是说，个体的异化消费只是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上早已预设好的必要一环。资本在一开始就通过高强度的劳动和恶劣的生产环境摧残劳动者的身体，进而麻痹其精神，迫使其认为只有尽可能消费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才能弥补心中的愤懑不平。因此消费异化成了虚幻的“精神占有”，变成了自身存在意义的外化符号。这样不真实的消费尽管满足了资本家的利润动机与消费者的虚假满足，但却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循环式浪费，地力衰竭、环境恶化，产生无以数计的“毒垃圾”与“黑环境”，而它们并不能被大自然重新分解、回归自然生物圈。依此可见，异化消费淹没了代谢物的回路，锯断了人与自然之间“代谢闭环”（closed loop of metabolism ）。

另外，市场与技术不能修复断裂。福斯特认为，对于自然资本化带来的负面问题，“绿色市场拜物教”和“技术拜物教”都不可能解决“人-自然”新陈代谢断裂，能解决问题的是根本改变发展方向[12]。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价格核算体系中，把一切现存的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资料和劳动力均商品化，企图用市场和技术的手段来解决生态问题，显然是过于理想化，它们只是掩盖并转移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张力的现实，但并不具备修复新陈代谢断裂的内生力。然而在当代不少西方生态经济学或资源经济学研究者的视域里，自然界生态的退化是没有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作用的结果。如果不能通过合理的价格机制把生态资产完全纳入市场化运作体系，那么市场就无法依仗供需关系引导企业有效地使用生态资产。因此，他们认为首要任务就是把生态资产转化为市场商品。但在福斯特的视域里，这些只不过是用华丽辞藻包装出来的经院式概念，并无实质意义。因为在他看来：“正如霍布斯所强调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是资本主义的显著标签,这同时又会刺激人类对自然的全面掠夺。依此论及，各种创新技术并不能解决生态问题，因为新技术总是无法避免地被用于推进阶级战争和刺激经济增长，这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引起环境新一轮恶化。另外，每当生产停滞不前或社会的抗议阻碍资本扩张时，资本总是能找到新的方式更加效率地去掠夺自然，自然界的加速退化就不可避免。引用庞蒂科夫《燃烧》中的一句话，'那就是利润的逻辑……赚钱，继续赚钱，有时为了赚的更多，破坏自然就成了必要条件'。”[13]因此，基于异化生产和异化消费所致的新陈代谢断裂之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寄生性”，任何幻想的市场或技术手段只能是“修修补补”、延缓生态问题的爆发，只是乌托邦式的图景再现，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滋生生态危机的的土壤。

四、自然资本化的中国解读

从福斯特对自然资本化所作的三个层次的批判可以看出，在他那里，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范式；但是我们并不能依此论说，只有资本主义世界才会有生态危机，资本主义体制是生态危机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生态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显现，甚至在特定阶段比资本主义更加严重。当代中国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载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空前的双重压力，生态问题异常突出，这一点毫不含糊。因此，阐释福斯特对自然资本化所作的生态批判，最终意旨就在于思考“我们自己的事情”，批判性视域下的兼容并包，作出自然资本化的“中国解读”。

（一）“与自然和解”，避免“拜物教化”自然（ fetishism of nature）

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同时自然也是对象性存在的人化自然，“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4](p184)。依此可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首先要承认自然的先在性、遵循自然内在律令与重视生态保护；不尊重自然或与自然对立，就是违背自然的本真意志，破坏马克思倡导的“人对人的关系”；把自然界简单视作无尽的可换取交换价值的商品基地，实质上就是商品拜物教赤裸裸侵蚀到自然界领域，因此应坚决避免“拜物教化”自然。尽管人与自然对立、拜物教化自然是福斯特基于资本主义世界所作的批判，但这对属于后发国家的中国具有显著的启示价值，我们应该坚决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尊重自然的生态容量，基于中国发展的“真实需要”保护性开发自然资源，而不是乱节奏地向自然开战“要发展”。真正实现“自然和社会的地位将提高到资本积累之上，公平和公正在个人贪婪之上，民主在市场之上”[7](p81-82) 。

（二）正确看待资本与管控资本的“深层不道德”

福斯特批判视域下的自然资本化，明确表征出资本具有典型的反生态性，结果是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新陈代谢出现断裂。对此我们应持批判性借鉴的谨慎态度，应该正确对待资本，“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6](p198)，资本已经发挥并在将来继续发挥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任。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仍是中心任务，因此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鼓励资本特别是新形式资本的发展，但也要清醒认识到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反生态性不会改变，需要在资本“发力”和资本管控之间寻到平衡点，探索“资本社会化”的有效机制，管控好资本之于生态的“深层不道德”。

（三）正确处理资本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建构和践行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现代化

尽管福斯特雄浑有力地“剑指”自然资本化的种种恶果，尤其是论证了资本的反生态性，但我们必须高度清醒，不应该把资本和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作“简单化”处理，处理这个问题不能游离于历史方位之外。当前阶段，发展仍然是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必须首先依托生产力的又好又快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要凭借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合理利用，正如马克思经典地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4](p161)，“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4](p158)；另一方面，目前又要充分发挥资本的“正能量”，利用好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正如有学者指出，“只要资本还存在，它必然给我们带来各种灾难，其中包括对自然界的损害，……但是，资本并不是我们说取消就能够取消掉的，只要它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只要它给人类带来'文明化趋势'的功能尚存，那么就不可能人为地把它取消掉。”[14](p117)以上两个方面启示我们，要在利用资本和开发自然、保护生态之间找到平衡，建构和践行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现代化，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15]（P41），明确生产发展建立在生态文明基础之上的清晰导向，绝不是笼统地诉诸被福斯特所诟病的自然资本化，而应该创新体制机制，引导资本把开发自然和保护生态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效对接。具体而言，既要抓住当前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上“大力作为”，又要核算好生态成本、警惕生态债务累积，以生态文明为发展的路标方向，积极发挥好国有资本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正面导向作用，充分挖掘非公有资本搞活经济的正能量、合理规避其“讲经济罔顾环境”的负效应，遵循人与自然“互哺”的双向发展模式，也就是合理地调节好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正如福斯特在其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名句：“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6]（P928）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马克思的资本限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2CZX007）；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方法论研究”（08JA710027）；2013年度上海学校德育理论研究课题 （2013-B-0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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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煤炭问题》一书中，提出了被后人称为“杰文斯悖论”的重要理论：就结果而言，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对这种资源的需求。造成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往往伴随着使用该项技术的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即新技术带来的节能效益早已被经济增长的规模抵消了。这就使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之间出现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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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gdoff , F. , Foster. J . B. 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 [EB/OL]. http://monthlyreview.org/2010/03/01/what-every-environmentalist-needs-to-know-about capitalism ,2010-03-01/2013-12-17.

[2] [美]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 Foster, J . B. Capit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tastrophe[EB/OL].http://monthlyreview.org/2011/12/01/capitalism-and-the-accumulation-of-catastrophe ,2011-12-01/2013-12-17.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Foster, J . B. The vulnerable Planet：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M].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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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oster, J . B. Why Ecological Revolution？[EB/OL]. http://monthlyreview.org/2010/01/01/why-ecological-revolution ,2010-01-01/2013-12-17.

[13] Foster, J . B. The Ecological of Destruction[EB/OL]. http://monthlyreview.org/2007/02/01/the-ecology-of-destruction ,2007-02-01/2013-12-17.

[14] 罗骞. 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5]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