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

[摘要] 抽象的传统理解方式要么具有虚假性，要么具有非现实性的弊病，而马克思认为从自然存在出发进行抽象的思路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应当从社会存在出发、以社会存在为媒介把握抽象问题，这样抽象出来的结果才能成为对人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性的东西。作为对抽象问题的崭新理解，拜物教批判理论正是马克思揭示社会存在中的抽象，从而展示出拜物教作为“客观的思维形式”的努力。拜物教的“客观的思维形式”性质或社会效力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们把抽象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这是拜物教Ⅰ，即作为假象的意识；二是物化形式已经成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得以可能的途径，它成为了更难以打破的拜物教Ⅱ，即作为存在的意识。

[关键词] 拜物教；客观的思维形式；抽象

马克思通过对拜物教的批判，不仅揭示了商品交换的物的性质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拜物教的观念形式已经成为生产当事人的主观意识，即藉由拜物教才得以可能的各种经济范畴成为“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1] 商品成其为商品的东西，必然要在社会关系的表象上和个人的主观上顽强地体现出来，这样抽象就有了表象的显现和主观的显现。从理论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对抽象之传统理解的虚假性和非现实性的批判，因为抽象的传统理解或者是在与人无关的纯粹抽象视域中对世界进行孤立考察，从而使得抽象出来的认识结果与人的世界缺乏实质联系，或者是满足于对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质的抽象，从而忽视了抽象的更为重要的社会效力问题。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些问题，让我们从抽象的传统理解方式谈起。

一、抽象的传统理解方式及其问题

抽象首先是人的思维活动的方式，是人们在思维中从众多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质性的特征，而舍弃其非本质的特征，这说明抽象首先是认识论意义的。不过，认识论意义的抽象始终面临着一个质疑，即抽象必然舍弃事物的某些特征和属性，而缺失了某些特征和属性的事物实际上就不再是原来的事物，那么对事物的抽象能够真实地表达事物本身吗？而且，哲学的抽象是以最极端的方式舍弃万事万物的最大量的特征和属性，那么哲学能够以抽象的概念来表达感性的万事万物吗？这实质上涉及到抽象的合法性问题，或者展开来说就是认识论意义抽象与存在论意义抽象的关系的问题。所谓存在论意义上的抽象，是指众多事物客观地展现出来的那些本质特征和属性，这些特征和属性规范着、规制着非本质的特征和属性。与认识论意义抽象相比，存在论意义抽象的突出特征是它们是事物由其自身的运动变化所引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无穷无尽的偶然性当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因此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存在于人之外。就存在论意义的抽象与认识论意义的抽象的区别而言，前者属于客观实在的范畴，本质上只有一种存在形态，后者属于人的主观思维范畴，有着多种可能的存在形态；就两者的联系而言，它们又是同一的，认识论意义的抽象所追求的目标，无非是力求把握和表述出存在论意义的抽象，而存在论意义的抽象又无声地规范着和校正着认识论意义的抽象，使其显示为抽象的所谓效力或合法性问题。

经过对抽象概念的存在论扩展，现在就可以运用这两种抽象来对抽象的传统理解方式及其问题进行认知测绘，在这里我们以传统西方哲学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为例——因为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最能够体现出哲学的抽象特征。我们发现，正是因为各种传统西方哲学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了存在论意义的抽象——这里的抽象正是世界据以获得统一性的那个基础、根据或本质——的召唤，所以才纷纷运用认识论意义的抽象方法提出各种本原理论。当哲学家们这样做时，他们默认了一个根本前提：本原存在着，并且始终存在着。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本原是否存在，而是如何发现本原。一旦哲学家们这样理解问题，就把本原给存在者化了，这会导致哲学家们发现的本原或者是外在于事物的，或者只是事物的一个部分，因为作为存在者的本原与同样作为存在者的事物之间，只能发生机械的、僵硬的关系，作为存在者的本原要么处于事物之外，在某个隐蔽处发挥起源作用和根据作用，要么是感性事物的一部分，在事物内部的某个隐蔽处发挥起源作用和根据作用，这无疑造成了传统西方哲学追求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经验之超验的形上品格。然而，传统西方哲学没有思考的是：存在论意义的抽象只能以存在者的形态出场吗？把本原存在者化表明了什么？马克思认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一切唯物主义者对本原只是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实际上本原的存在者化恰恰确证着研究者的直观态度，直观态度必然会将本原看成是存在者。马克思批评传统唯物主义没有把本原当做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这一论述提示我们应当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角度来思考本原问题。

作为存在论意义抽象的本原只能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中才能显现出来，并受到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规制，但传统西方哲学却在切断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前提下将本原孤立地拿出来进行考察，这使得认识论意义的抽象无论怎样高度发展，也不可能真正地切中存在论的领地。由于漠视人与世界之间的本然的关系，传统西方哲学就只是从自然存在出发去探讨本原，把本原当做是自然而然、与人无关的东西，用马克思的话，这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 这注定了传统西方哲学的本原理论具有一种虚假的性质。可以说，就认识论意义的抽象力图反映和表达出存在论意义的抽象这一目的而言，传统西方哲学的抽象基本是不成功的，这恐怕是现代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重要理由。

除此之外，即使把存在论意义的抽象科学地表达为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也并不会增加多少认识论意义的抽象的效力。因为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主要是一个消极性、限制性的规定，在此消极规定范围内，存在论意义的抽象即本原只能是一种自然性的存在，它作为对包括社会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一种概括，只能是最普遍、最抽象的一种规定，因而也是最无内容的一种规定。借用黑格尔的表述，这种规定接近于纯粹的有和纯粹的无，它在现实世界中缺乏足够的现实性。马克思批评青年黑格尔派紧紧抓住一些词句如实体、主体等来反对世界的做法，认为这些词句只不过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主观地构造出来的，现实世界本身并没有抽象出这些词句，它们仅仅存在于哲学家的大脑中。换句话说，这些词句仅仅是认识论意义的抽象，而与存在论意义的抽象丝毫无关，这是对传统西方哲学抽象效力的非现实性的揭示和批判。及至恩格斯，他认为传统唯物主义所看重的物质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抽象”而已，即使正确地将存在论意义的抽象概括为客观实在，也丝毫无法给这个客观实在增加任何效力。就此而言，抽象的传统理解——无论是传统西方哲学的理解，还是传统唯物主义的理解，要么是陷入虚假性，要么是缺乏现实性，都不可能实现抽象的充分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从纯粹的自然存在出发抽象出世界的所谓本原，这一思路根本就是无意义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3] 他强调要从实践关系的视域，即从社会存在出发考察抽象问题，以社会存在为媒介把握存在论意义的抽象，这样认识论意义的抽象出来的结果才能成为对人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性的东西，即具有社会效力的东西。作为对抽象问题的崭新理解，拜物教批判理论正是马克思揭示社会存在中的抽象，从而展示出抽象的社会效力的努力。这里的社会效力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们把抽象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以物化的形式掩盖了社会关系，这是拜物教Ⅰ，即作为假象的意识；二是物化形式已经成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得以可能的途径，人们已经把拜物教融入生命结构中，从而存在化、生存论化了，它成为了更难以打破的拜物教Ⅱ，即作为存在的意识。

二、拜物教Ⅰ：作为假象的意识

《资本论》把商品的分析作为起点，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已经知道，商品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部矛盾的萌芽，以商品作为起点，实际上是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感性活动中的起源，这体现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不过，商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矛盾的萌芽，是因为它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特殊性质。商品是可感觉的，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显现，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同时它又是超感觉的，因为它“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问题就在于商品的超感觉一面。通过对商品的抽象问题的分析，可以得知商品的超感觉来自于商品的价值形式，即商品交换必须要服从一种共同尺度，这种尺度由于没有任何一个自然物质原子，所以对一向采取实证主义视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常人来说，只能是超感觉的，但是对于采取抽象力的思维来说，却是可知的，即它的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只是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这样，商品“谜一般”的超感觉性质就被揭示了出来：“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4] 人类劳动的等同性，现在采取了劳动产品都具有价值的同质性这种物的形式，这是作为本质的人类劳动与作为现象的商品价值的颠倒；“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5] 用来计算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劳动时间，现在采取了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量的形式，这是作为本质的劳动时间与作为现象的价值量的颠倒；“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6] 人们互相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现在采取了劳动产品的交换关系，这是作为本质的劳动与作为现象的劳动产品的颠倒。上述三重颠倒归结为一点，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者的关系，从而生产者同抽象劳动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劳动产品与劳动产品，即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由此商品才成为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7] 马克思从客观性角度揭示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商品所采取的对社会关系而言的物化形式。然而，客体维度上的本质遮蔽只是主观维度上的观念认同的基础——这构成了拜物教的存在论前提，但它不能等同于观念认同，因此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揭示主体是如何接受商品的物化形式的。

马克思指出，商品是在交换关系中出场的，“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8] 交换的实质是劳动交换，但人们主观上并不这样认为，因为现实中表现出来的是劳动产品的交换，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交换之实质，即价值问题上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人们并不接受这些理论的观念，人们更愿意相信眼前的现实形式。“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9] 人们只是关心商品的交换比例，交换比例逐渐达到的稳固性使得商品的物的运动形式越来越被接受和认同，价值量不以交换者意志为转移的特点也使得人们以为受到物的运动形式的支配，这样本来是人的劳动产物的商品，却让人认为商品以其自然物质属性支配了人的命运，这就是拜物教。进一步来说，拜物教还具有一种无意识性质，即商品交换当事人在事实上是把他们各自的劳动当作抽象劳动来彼此对待，否则私人劳动就无法获得社会承认，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0] 商品交换当事人默认了劳动的抽象同一性，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默认，因为拜物教促使他们把劳动的抽象同一误认为劳动产品的抽象同一，他们没有意识到误认，当然也就意识不到误认背后的默认。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拜物教的假象性质。

拜物教对于常人来说具有充分的社会效力，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同样具有充分的社会效力。马克思认为，自配第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这本来是一条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正确路径，然而他们在研究对象上过分关注于价值量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又无法突破经验思维和实证主义视野，不能透过交换价值的量的分析深入到价值的本质层面上去。而那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们连他们都不如，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他们“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11] 这种做法只能表明庸俗经济学家的思维完全囿于拜物教所圈定的表象范围中。因此马克思说：各种经济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方式。”[12] 我们看到，不仅是常识思维，而且是理论思维，都无一例外地认同了商品所采取的物化形式，把商品的物化形式当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然而然的规定性予以接受，把商品的天然属性当成是社会化生产的永恒的自然规律，这意味着拜物教已经获得了一种意识形态性质。

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何以成为了对存在论意义抽象的把握，从而构成了对抽象问题的崭新理解方式？我们知道，自商品经济时代，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统治地位以来，人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乃至支配。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是看到政治权力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和支配，把人们苦难的原因归结为政治根源，即归结为政治上的抽象。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实际上来自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表面上是由商品这一物的运动充斥着，实质上它反映了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在历史上采取的一定社会形式，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即依据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按照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量的一定社会历史形式。在此其中，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问题在于：当一种商品的生产者把自己生产的商品同其他商品进行比较，使之发生实质的或想象的交换关系时，抽象劳动把一切感性的具体存在者带入到对比计算和讨价还价的抽象机制中，这意味着生产当事人的私人劳动必须要接受抽象劳动的评价和规制才能获得社会承认，这种抽象正是生活中的实际发生，表现出来就是“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13] 这正是存在论意义的抽象。但是，这一存在论意义的抽象采取了“物的运动形式”，人们以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人们并不自觉物的自然属性背后的劳动的社会属性，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个人受制于抽象劳动，但认为自己受制于劳动的自然属性。马克思把这种现象表达为拜物教，实际上揭示了两重遮蔽，第一重是劳动的自然属性遮蔽了劳动的社会属性，揭示这一重遮蔽是对存在论意义抽象的揭示，第二重是个人的主观意识对劳动的自然属性的认同和对劳动的社会属性的误认，揭示这一重遮蔽是对认识论意义抽象的虚假性的揭示。经过对以上两重遮蔽的揭示，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才成为对社会生活中存在论意义抽象的把握，从而第一次展示了拜物教作为“客观的思维形式”的社会效力。

三、拜物教Ⅱ：作为存在的意识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及其主观反映的研究，马克思对拜物教的存在前提和观念形式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深刻揭示。不过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是，当拜物教成为人们的主观意识，成为人们感受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基本方式时，又会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即拜物教不但印入人们的脑海，而且融入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以致当人们按照这种观念去行动的时候，就像是出自他们的本能一样，拜物教成为了人们生命结构的一个部分，从而存在化、生存论化了，它成为了更加难以打破的“社会存在”，而不仅仅是“社会意识”了。拜物教作为存在的意识，其侧重点在于拜物教成为了人的表象自主活动和虚假自由活动得以可能的途径，人的各种活动只有在接受拜物教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拜物教积极地参与了社会存在的生成和改变，已经变成社会存在能够发动起来、运行起来的条件和基础。可以说，拜物教已经由社会意识转化为社会存在，转化为一种巨大的、人们对之服从和内化的社会力量，以致于人们觉得拜物教就像是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存在一样，它不证自明，也无需证明，相反对它进行怀疑和否定则成为另类现象，这实质上表征着拜物教之社会效力的现代实现方式。

在现代社会，拜物教经由社会存在的形式发挥出社会效力，主要是通过大众对物的占有和消费的生活理念体现出来的。拜物教是以物的占有和消费为最高原则的生活理念，相对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自然生活理念，拜物教在核心理念和价值评价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前现代社会，人们普遍地适应于知足常乐的生活，把对物的贪欲视为洪水猛兽般的破坏性力量，但是自从资本主义开掘出现代社会的土壤之后，对物的贪欲就从一种原罪般的存在转化为进步的动力和文明的源泉，它激励人们永不知足地努力赚钱、及时消费，倡导人生价值在于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生活就是要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当现代社会还处于早期阶段时，马克思就指出人的尊严、自由、职业、知识、情感等在传统社会显示出神圣品格的东西，现在统统都被归入商品世界的抽象计算机制，并被通约为物的生产力，任何事物都必须在“现金交易”和“利己主义”的打算面前挣得一份存在的权利。在相对成熟的现代社会里，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要抽象化或物化为符号和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14] 整个社会蔓延着一种强调物的占有、强调物的高消费的生活理念。具体而言，当拜物教成为大众的生活理念之后，即作为存在的意识，表现出五方面的显著特征。

首先是自然性的特征。自然性是指本来具有历史性的事物被抹去了历史性，被当成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永恒事物，其他事物被看成是走向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一个阶段。马克思批评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现存生产关系的自然性阐释，“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15] 自然性特征并不是事物的存在论意义的特征，而只是表现出来的特征，因此事物与自然性之间是本质与假象的关系。拜物教的自然性表现在它把物的占有和消费表达成人类根深蒂固的内在冲动，把本来是特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人受商品运动支配（实质上是人被抽象地计算和对待）的现象反映成非时间性、非历史性的天然现象，把现代人对物的特殊态度想象为古往今来所有人的普遍态度，这样物的社会属性就被成功漂白，拜物教成为一种不在场的在场者。不过，仅仅是把特殊的东西反映成普遍的东西并不能获得大众的认同和坚持，拜物教的自然性还在于要将自身与其他事物做出历史性的比较，即在物之普遍平台之上，以传统的“艰难”和“贫穷”来凸显现代的“富饶”和“自由”，让人们“自然而然”地去赞美和支持拜物教所代表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这样，拜物教就具备了充分的合法性和再生产性，不仅维护着物的抽象支配的生产格局，而且持续地再生产出符合拜物教利益的社会关系，使拜物教可持续地运行下去。

其次是弥散性的特征。弥散性是指拜物教超出了商品经济当事人的范围，扩散至一般社会关系的层面，从而社会关系被赋予了商品形式，并可以被消费。尤为典型的是，人的特征、品质等质性价值被作为商品来对待，正如马克思所言：“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16] 在现代社会中，拜物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人的规定性也日益与商品联系起来，一个人要想满足自己的需求，获取自己的尊严，就要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反映成商品的交换关系，以商品形式去完成日常的基本事务。人们“习惯于说'一座300万美元的桥梁'，一支'20美分的雪茄'，一块'5美元的手表'。”[17] 要注意的是，这些并不仅是人们的口头说法和思想认识，而且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的生存状态。“人生的整个过程被看做类似是一笔有利可图的资本投资，我的生命和我的人格就是用来投资的资本。”[18] 人们认识自我的基本方式便是商人方式，任何一个人在本性上都被当作一个商人，一个需要发挥自己的全部能量、动员自己的所有资源去获取最大化利益的商人。“在每种情况下，人们总是要用一个方程式来确认自己的行为，这个方程式会告诉他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投资。甚至卫生和健康也不得不服从于这同一目的；一个人每天早晨散步是把它看做一笔健康投资，而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活动，根本用不着找什么理由。”[19] 拜物教的弥散性揭示的实质问题是现代社会变成了普遍交易的社会，拜物教已经彻底地社会化了，尤其是人的特征、品质等所有从自身来看本不是商品的东西，都被所有者和他人当作了商品，被纳入了交换、购买和消费的轨道中，这是拜物教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再次是符号性的特征。符号性是指拜物教当中对商品符号象征功能的追求取代对实用功能的追求，商品被当作文化符号来进行认知、体验和传播。巴特的流行体系研究揭示出人们如何着迷于符号构成的虚像世界，“为什么流行要把服装说得天花乱坠？为什么它要把如此花俏的语词（更别说意象了），把这种意义之纲嵌入服装及其使用者之间？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精于计算的工业社会必须孕育出不懂计算的消费者”。[20] 赢得交换价值才是商品千变万化的支配性原因，不过为了实现“经济上”的目的，就需要文化上的手段，因此“为了钝化购买者的计算意识，必须给事物罩上一层面纱——意象的、理性的、意义的面纱，要精心炮制出一种中介物质”。[21] 不用说，这种“中介物质”就是商品的符号体系。现代社会的商品世界是一个符号编码组织起来的结构，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所指是商品本身，能指是商品代表的文化意义，所指和能指之间的意指关系是任意的，例如一部轿车既可以和“年轻动感”相联系，也可以和“领袖气质”相联系。不论商品具有何种意义联系，意指关系的过程是任意的，因此符号就可以凭借意指关系无限地生产出来。当符号纳入物的生产逻辑的计算程式并俘获大众心理之后，拜物教就完成了从实物向意义、从功能向幻想的华丽转身，这是一种比商品拜物教更加抽象、更加隐蔽的符号拜物教，因此它也就更加难以打破。

最后是图像性的特征。图像性是指视觉影像成为商品的呈现方式，尤其是那些图像性在其整体中并不占优势的商品也采取图像形式争取自身的存在，由此对商品的崇拜变异为对图像的崇拜。商品的图像形式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在商品普遍过剩情况下，依靠质量和价格取胜的空间越来越小，能否最大限度吸引注意力成为生产实现问题的关键。因此商品美学被纳入生产过程，图像消费被提升为销售的头等大事。商品的呈现形式的变化直接导致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如果说语言文字鼓励抽象思考、想象发挥和自由创造，那么视觉图像就会助长表义直观、感性具体和触手可摸，读者的思想领悟变为观众的感官娱乐，文字的缜密逻辑置换为影像的炫目色彩，原来为读者留下的文字符号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被视觉影像的逼真抹平，人们习惯于在图像之间做平面转换运动，从一个图像熟练地过渡到另一个图像，思维点到为止即可，不需要做深度阐释。由于人们不必劳心费神就可娱乐身心，因此也乐得从工作环境中摆脱出来投入到图像的精神抚慰中。不错，这些都是人们想要的，然而同时更是商品的生产体系追求和培养的结果。通过心神涣散的随意关注，通过向人们兜售他们想要的而不是需要的图像，商品的生产体系把人们引入到一条越来越不需要静心冥思、越来越放松消遣的价值实现之路，而获得真实实现的只不过是物欲而已。

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特征的阐述，可以看出拜物教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它实际上创造出一种人们看待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新型方式，不管当事人是否自觉和愿意，只要身处拜物教笼罩的生活世界，他必然受到拜物教所施加的多重影响，使得他必须要通过众人共享的拜物教共识去完成哪怕是最简单的日常交流，这就是拜物教在现代社会显示出的巨大社会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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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14] [法] 布希亚：《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17] [美]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99页。

[18] [美]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29页。

[19] [美]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29页。

[20] [法] 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1] [法] 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作者简介：鲍金，上海交通大学365bet投注开户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消费文化。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邮编:200240，邮箱：maodundunmao@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