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及其意蕴探析

日期:2017-08-26 浏览:627作者:鲍金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摘要] 长期以来,抽象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被理解的,但是马克思通过对“抽象劳动”的论述,将抽象奠基为社会哲学视域中的重大问题。马克思遵循着抽象思维和从后思索的路径,发现了商品中所蕴含的抽象劳动。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概念有着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内涵,不能等同于生理学意义上的劳动,但是当现代社会的抽象劳动抽象掉了人的感性生命,从而使工人劳动变成一种单纯的生理学意义上的劳动时,这里的抽象劳动就会展现出丰富的抽象意蕴。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劳动交换之共同尺度的抽象劳动,另一个是压抑人的感性生命的抽象劳动。马克思关于上述问题的论述,为现代社会哲学奠定了最基本的论题。


[关键词] 抽象劳动;抽象意蕴;社会历史


在哲学的发展历史中,抽象主要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来理解。不过,经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抽象就从传统的认识论视野中跨入到社会哲学的论域,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历史性存在。《资本论》把抽象看做是商品经济、尤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们现实生活的规范者,看做是社会历史中具有“充分意义”和“统治意义”的东西,这样抽象就成为了社会哲学视域中的重大问题。而《资本论》对抽象的相关论述,主要是通过“抽象劳动”概念体现出来的。就此而言,我们应当高度重视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及其意蕴。探讨此一问题,将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经济学概念的深刻的哲学意涵和深邃的历史意识,从而深入领会马克思的社会哲学理论。


一、马克思对“抽象劳动”的发现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曾经批评国民经济学的非人性,“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1] 国民经济学只是研究财富如何增长,劳动只是被当做创造财富的源泉,在财富范畴之外没有劳动和劳动者的存在,这种对劳动的整体存在的抽象态度使得国民经济学不可能追问:劳动创造的财富为什么不归属于劳动者,为什么不以劳动者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的回答是:“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2] 这一解释触及了国民经济学的立场,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认识论谬误,然而严格来看,马克思自己也没有解释清楚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以劳动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机制到底是什么,他只是用劳动者立场上的人道批判悬搁了对经济事实的科学分析。因此,马克思的《手稿》并没有阐明“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直到《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才揭示出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以劳动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机制,即抽象劳动。下面让我们跟随马克思的论述来看看抽象劳动的发现。


马克思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决定着不同商品之间极为不同的交换比例?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交换,也可以同y量绸缎交换,还可以同z量金交换,这意味着x量鞋油、y量绸缎和z量金是同样大的交换价值。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商品的内在性质,即使用价值。然而我们知道,小麦的使用价值和鞋油的使用价值没有任何等同性,因而无法比较,也就无法产生所谓的交换价值的比较,同时以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必然会导致交换价值的主观化,最终使得交换无法正常进行。正像马克思所说,使得不同使用价值能够被衡量的“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3] 这意味着寻找使用价值得以衡量的尺度必须要撇开使用价值,这样商品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任何商品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而且这里的劳动既不是生产小麦的劳动,也不是生产鞋油的劳动。“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4] 极为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够按照一定的比例相互交换,就是因为它们凝结了相同的、同质化的抽象劳动。正是在凝结了抽象劳动这一相同质的基础上,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够展开量的不同比例的交换。至此,马克思完成了对抽象劳动的发现。


不过在可理解性的维度上,抽象劳动远远没有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那样容易理解。具体劳动都是在特定形式下进行的,因此理解它并不困难,困难在于理解抽象劳动及其所形成的价值。马克思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例如他把抽象劳动看做是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还形象地把商品价值的对象性与“快嘴桂嫂”做对比,指出“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5] 尽管如此,马克思指出了理解抽象劳动的路径,一条是抽象思维的路径,另一条是从后思索的路径。先看前一条路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就指出必须要用“抽象力”来代替对经济形式的实证和经验考察,这并不是说实证和经验考察对分析经济形式不起作用,而是实证和经验考察对于分析某些经济形式已经足够了,例如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等,但是还有很多经济形式只有借助于抽象思维才能得到理解,例如抽象劳动、价值等。对于抽象劳动,抽象表现为一种舍弃劳动的有用性质,即具体劳动的思维过程,因为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并不是两次或两种劳动,而是生产商品的同一个劳动的两个方面,这表明在存在论层面,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不可分割的,劳动只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但是在认识论层面,我们可以舍弃具体劳动,从而抽取出抽象劳动加以认识,而这里的认识,正是“抽象力”这种思维形式。


再看后一条路径,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6] 这段论述非常重要,它回答了单纯凭借抽象思维为什么不能发现抽象劳动和价值的问题。马克思以亚里士多德的商品分析为例,指出他发现了不同商品在本质上的等同性,其中所表现出的抽象思维已经接近了对抽象劳动的发现。然而“他到此就停下来了”,“没有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7] 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在即将得出伟大发现的地方停下来了?原因不是他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够,而是他所处的希腊社会是以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基础的,“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8] 从后思索的路径启发我们,所谓对劳动的抽象思维,只有在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劳动之间的交换变得极其普通的时候才有可能,这也表明抽象劳动并不是在归纳各种具体劳动的基础上再进行抽象的产物,而是倒过来,首先是商品经济和劳动交换的历史发展使得一切劳动表现为某种抽象物(货币),然后抽象思维根据这种抽象物才确定了抽象劳动的存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商品的价格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9]


二、抽象劳动是生理的,还是社会历史的?


按照马克思的界定,抽象劳动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10] 既然是把各种形式的具体劳动都抽去,那么剩下的就是“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那么这种劳动是不是可以出现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没有明确的阐述,倒是有关于抽象劳动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的表述,但是马克思很少分析前商品经济阶段的劳动,而是把分析重点放在了商品经济阶段,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劳动。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抽象劳动的性质?即它到底是生理意义上的劳动,从而存在于一切劳动形式中,还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劳动,仅仅存在于商品经济阶段的劳动中?


马克思关于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有一段重要阐述:“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11]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做出一个关键性说明: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如果认为抽象劳动存在于一切劳动形式中,商品价值也就相应地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那么循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原始人的劳动、奴隶的劳动、农民的劳动都是抽象劳动、都形成着商品价值。不难看出,这一结论明显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从没有把上述劳动当作是抽象劳动,也不认为这些劳动能够形成价值,原因在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劳动虽然与现代社会的劳动具有同样的生理学特点,但前者却不参与社会交换的过程,不是作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存在,所以只是私人的劳动,不是社会的劳动,而后者是在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条件下出现,是在相互交换的背景中作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存在,所以是社会的劳动,而一旦参与到社会交换的过程中,就必然按照彼此相同的社会尺度来进行,这样所谓的抽象劳动就不仅仅是生理学意义上的规定,更为本质的是社会交换意义上的规定。“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12]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阐述了关于抽象劳动和价值只能发生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的观点。由此看来,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有着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内涵,不能等同于生理学意义上的劳动。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劳动一般”和“个人”的例子说明过一个概念的意义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从纯粹术语的角度看,古代和中世纪的劳动体现了“劳动一般”或抽象劳动,因为它们作为具体形式的劳动,必定具有一切形式的劳动都具有的那些特征,即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所以马克思才说它们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是古老的。然而,这里的“劳动一般”根本没有表现出自己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充分的力量,所以马克思从不重点地考察这种意义的“劳动一般”或抽象劳动。实际上,马克思在使用那些可以无条件适用于任何时代的概念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时刻注意这些概念形式上的普遍适用性和实质上的特殊历史性之间的区别。例如像“个人”这一概念,既适用于描述现代的人,也适用于描述古代的人,天底下的人不都是以个人的方式存在着吗?不过马克思指出这是“假象”,因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13] 家庭、公社中的人是由各种“人的依赖性”所团聚起来的人,把当时的任何一个人驱逐出他曾经依赖的整体,那么这个人将会丧失生存的所有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古代的人并不具备“个人”概念所具有的那些内涵。直到马克思所说的“18世纪的个人”,才真正展开了“个人”概念的充分意义,因为“18世纪的个人”已经有条件成为脱离于某个整体也能够生活的“孤立个人”,因此18世纪才实现着“个人”概念的充分的意义。这个道理同样适合抽象劳动,当资产阶级社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发达、最具多样性的生产组织发展起来后,抽象劳动这个只能在劳动交换越来越普遍的条件下得以发现的概念才能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14] 所以马克思总结说:“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15] 至此,抽象劳动的社会历史内涵已经非常明显了。马克思把生理学意义上的人类劳动力耗费作为缺乏社会历史内涵的对象而不纳入历史考察的范围,它只是在认识论意义上充当着抽象劳动概念的必要条件,本身并不具备抽象劳动概念的充分的意义。


再进一步考察,我们又会发现一个悖谬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正在扮演着把人的感性生命抽象化、把原本丰富具体的劳动内容变成单纯的生理学意义劳动的角色,生理学意义的劳动甚至成为了抽象劳动的代名词!马克思把劳动的感性内容被抽空之后的劳动称为“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就是一种抽象掉人的感性生命的抽象劳动。在这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的抽象劳动使得工人劳动成为一种单纯的体力和脑力耗费,丧失了劳动本可以具有的丰富性和成就性。那么,怎样理解这里所指出的抽象劳动与生理学意义劳动的关系呢?或者说,生理学意义劳动的出现对于抽象劳动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就涉及到了抽象劳动的抽象意蕴问题。


三、抽象劳动的抽象意蕴


由上述所论不难看出,生理学意义的劳动具有两个涵义,一个是自然规定性上的生理学意义劳动,它是指人类劳动力的单纯耗费,另一个是价值规定性上的生理学意义劳动,它是指抽象劳动将人的劳动变成了单纯的生理支出。马克思不考察生理学意义的劳动,这种劳动只能理解为自然规定性上的生理学意义劳动,而价值规定性上的生理学意义劳动由于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成为了马克思重点考察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说,抽象劳动就具有两个涵义,一个是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或劳动交换之共同尺度的抽象劳动,另一个是压抑人的感性生命、抽掉人的感性生活的抽象劳动。因此抽象劳动的抽象意蕴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就第一个层面而言,抽象劳动的概念揭示了人的劳动对劳动自身发挥的支配性力量,反映了个体生命在特定时期的再生产机制。抽象劳动的存在意味着具体劳动不能够按照自己的特殊形式获得存在,而必须服从独立于自身的另一种力量。马克思指出:“这种劳动要通过它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动”,[16] 即具体劳动只有转化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才能成为具体劳动,而转化过程对于具体劳动来说又充满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意味着抽象劳动始终是具体劳动的对立的力量,劳动成为人的生命之外的东西而与人自身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劳动变成了对人的再生产的介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来获得自己的生存资料和生活资料,交换成为经济结构的普遍形式和广泛基础,这样人的再生产活动也必须借助交换的中介来完成,而交换绝不是由个体劳动决定的,它是一个社会意义的共同尺度。对于人的再生产而言,社会尺度是一种外在的、普遍的、强制的尺度,人对之无法发号施令,只能够服从、适应并按照其要求调整、改变自身。


从积极方面来说,抽象劳动对人的再生产的介入意味着个人的力量和价值能够在社会平台上获得实现,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自由开始了现实历程,这就为未来时代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准备着客观基础。不过从消极方面来说,抽象劳动对人的再生产的介入意味着人的活动不再能够直接地为着自身,人的内在价值必须要被夷平为一种无个性的一般价值,人的感性活动必须要转化为一种同质化的活动方式,这无疑是对人的存在的否定和排斥。不难看出,对于作为劳动交换之共同尺度的抽象劳动,马克思采取的是辩证态度。他认为抽象劳动在历史上发挥着巨大的进步作用,这就是奠定了人类未来自由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主观条件。要使人的自由个性成为可能,就必须造就“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而这些条件只能依赖建立在抽象劳动基础上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7] 与此同时,由于抽象劳动完全撇开了具体劳动的各种形式而只是一般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社会成员就在无形中被教育要按照社会的抽象同一化原则进行交换,这样交换就具有了平等、公平、正义的外观,因此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联系能够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这就是抽象劳动为现代社会带来的积极的主观条件。不过,如果把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联系看成是全然符合人的个性的联系是不对的,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仍然延续着早期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如“异化”、“异己”等,他仍然认为抽象劳动对个人来说是“异己”的,其“异己”就在于抽象劳动是一种独立于个人、支配着个人的意识和行为的社会力量,更为关键的是建立在抽象劳动基础上的社会权力被少数人支配,用来剥削和控制绝大多数人的劳动,这种异己性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18]


就第二个层面而言,需要结合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变化进行分析。在《手稿》中,马克思重点分析了异化劳动,而他有时也把异化劳动称为抽象劳动。需要注意的是,《手稿》的抽象劳动概念并不等同于《资本论》的抽象劳动概念,因为前者仅仅表达着人的劳动作为对立的力量压迫着人的感性生命的意思,后者则是作为劳动交换之共同尺度对人的感性生命的折磨来说的。由于这一差别,《手稿》对抽象劳动的批判主要是一种价值批判,而且是缺乏科学分析基础的价值批判。这表现为马克思为了批判抽象劳动,从仅仅适合于人的道德意向的维度批判了抽象劳动的非人性和反人性的方面,自始至终马克思都不清楚他所批判的抽象劳动所从属的经济运动,这就导致抽象劳动概念在《手稿》中所具有的主要是价值意义,而不是科学意义。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以价值批判为基础和核心的批判方式完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分析基础上的价值批判,这表现为马克思首先指出作为劳动交换之共同尺度的抽象劳动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它,它都是客观的存在,不能因为我们在价值上对其做出否定的评价,就干脆在事实上也不承认它的存在,这就厘清了科学分析和价值批判的先后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才从价值选择的角度对其做出价值批判。马克思说:“过去的物化劳动就统治现在的活劳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了。如果实现工人的劳动能力的物的条件,从而现实劳动的物的条件,即工具、材料、生活资料,在工人面前表现为异己的、独立的、反过来把活劳动当作保存并增殖自身的权力,如果这种情况已经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那么,这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的]颠倒就会在[生产过程的]结果上更多地表现出来。”[19] 工人作为劳动者,自然应当是劳动的主体,但是经过抽象劳动的中介,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把自己的感性生命凝结在商品中,工人的主体地位就被物化劳动所取代,工人变成了被支配的纯粹客体。对马克思来说,抽象劳动对工人的抽象意蕴,表现为死的物化劳动紧紧抓住并吸附工人的活劳动,使得工人的活劳动一次次被物化为抽象劳动,抽象劳动“作为异己的、独立的权力与劳动相对立,而和这种权力相对立,劳动始终处于同样的无对象性中,”[20] “无对象”正表征着工人的感性生命被抽空、劳动的丰富内容被挤压的价值事实。


多年以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再次阐述了抽象劳动带给人的感性生命的压抑,这些可以看做是对上述第二个层面抽象劳动之抽象意蕴的当代阐述。卢卡奇认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的客体被分割成孤立部分和抽象环节后,生产的主体,即工人也必然被抽象化。一方面,伴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丧失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所谓“直观”,就是工人的“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他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21] 另一方面,面对庞大的合理化和机械化系统,工人越来越被分裂成孤立的原子化个人,“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22] 以往学者往往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混淆了物化和异化的区别,从而违背了马克思抽象理论的历史性规定,但是这里的考察表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实则是马克思抽象理论的当代效应,它对应的正是马克思关于抽象劳动的价值规定性意义上的抽象意蕴。马克思通过对抽象劳动的历史条件、内在机制和价值后果的分析,充分地展示了抽象劳动所具有的抽象意蕴,这就为包括卢卡奇物化理论在内的现代社会哲学奠定了最基本的论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以抽象意蕴这一答案回答了早在《手稿》中提出的“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对人类发展具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从而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的再生产的科学分析和价值批判统一起来了。


[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消费社会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C7200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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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7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9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24页。


[2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2页。


[2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2页。



(作者简介:鲍金,上海交通大学365bet投注开户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消费文化。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邮编:200240,邮箱:maodundunmao@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