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摘要] 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开辟，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选择结果，而既非根据“社会主义”概念作理论演绎或设计的结果，也非所谓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世界意义，并非是证明“中国模式”的普遍价值，而是证明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特别是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特色，才能增强道路自信，提升与当代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话语权。

[关键词] 中国道路；选择；世界意义；自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都围绕着探索民族复兴道路这一中国近现代历史任务而展开。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他领导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中国道路选择的根据是什么？这一选择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坚定这一道路自信的基础又何在？理论界已有不少研究，但阐释角度和认识深度有不同，甚至有较大差别。本文就中国道路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的依据、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以及坚持道路自信的思想基础问题，谈写看法，以祈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选择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这一结合的实质的认识，却有不同理解。有学者强调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特征阐述的普遍性（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成是这一普遍性下的具体阶段性表现。也有学者则认为，邓小平依据“摸着石子过河”的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痕迹，因而是“实用理性”的产物。

诚然，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始，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开辟，都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他们也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都既非根据“社会主义”概念作理论演绎或设计的结果，也非所谓“实用理性”的产物，而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选择结果。

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的论断，蕴含了道路选择重要性的思想。所谓“满足需要”，包含着两个层面的问题：是否能够满足需要？如何才能满足需要？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解决如何满足需要的问题，即把理论具体化为道路的选择，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才能表明这一理论是能够满足需要的。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过程中，之所以从拜西方为师转向选择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马克思揭示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通过商品经济和对外扩张所带来的“世界历史性”，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然而，欧洲资本主义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所决定的一切弊端的暴露，决定了其他落后国家要重走资本主义基于“原始积累”基础上的现代化道路，既非必要，也无可能。这给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为什么先生老是欺负学生”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它给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在落后国家走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的实践启示，而俄国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由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

然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它直接能够满足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需要，因为它毕竟不是中国本土开出的思想之花，这就产生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满足中国需要的问题。于是，中国革命首先遇到两大问题：首先，什么是中国革命？其次，根据这一区别，应该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这就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批判所建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论断，而必须实现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结合，从而满足中国的需要。

基于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实践论》中，强调了科学真理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在《矛盾论》中，强调了矛盾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辩证法的精髓以及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的思想。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更提出了“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2]的论断，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这一结合，既是理论指导与实践需要的双向运动，也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双向运动：它从特殊的实践中学习和运用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用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指导特殊实践并满足实践的需要，同时又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以深化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的认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体现了这一实践和理论、以及特殊性和普遍性双向运动的规律。

同样，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邓小平也是遵循着理论指导和实践需要的双向运动。面对马克思的经典和苏联的经验所没有遇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问题，邓小平强调了解放思想的必要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他认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5]这实际上要求突破以往斯大林模式对历史发展线性规律“普遍性”的阐释及其在实践中的演绎。他在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始终强调要走出一条新路，必须“抓住机遇”，并且要有闯的精神，“冒”的精神，勇于探索，大胆试验。这体现了邓小平关于不要从社会主义概念出发进行脱离实践标准的演绎，不要根据所谓预设好的“规律”进行实践，而是根据实践发展的必要性及其提供的可能性进行道路选择的思想。

然而，不能把邓小平对于道路选择的思想，解释为仅是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并以讹传的邓小平所说的“摸论”（即所谓“摸着石子过河”）的来映证之。查阅《邓小平文选》三卷，并无这一原话，而只是人们对邓小平思维方式的某种阐释，这是需要澄清的。（与所谓的“摸论”不同，被人称为靠“两论起家”的邓小平，在1962年面对严重经济困境时，确实用过“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比喻。[6]但把“猫论”解读为“不管姓社姓资”尔后作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在事实判断上就背离了邓小平的愿意，这也是需要澄清的。）

改革开放之初，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马克思的经典中没有具体论述，而苏联的经验不仅不适合中国，且其弊端在新科技浪潮面前已暴露无遗。因此，中国没有任何现成的现代化理论和经验可以直接借用，这就需要先抓住可能有的机遇（可理解为所谓“石子”），作大胆探索。但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不要理论指导和总体设计。因为邓小平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同时强调，在社会发展方向上，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他经常说，我们所说的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时，他还强调，要不断总结经验，并上升到理论。他时常告诫，实践中的“闯”和“冒”，要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领导我们党开始在各项实际工作中正本清源，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科学地阐述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始起步，在实践中农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企业进行了下放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并且创办了经济特区。经过三年实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上述经验，初步概括出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要点。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才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可见，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并非没有方向或理论的“实用理性”的蛮干，而是建立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创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世界意义，在于证明了人类文明发展特别是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既是适合国情的选择，也是顺应时代潮流和特征的选择，因而它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具有世界意义。当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阐发。有学者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的视角，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战略关系的层面，以“中国模式”这一范畴证明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世界意义。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进一步证明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特别是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如果我们把视角定位于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这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根本任务，把革命和改革都视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人们展示的世界意义，无疑应该是提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可能性，并由此证明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而非单一性。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丰富和理论表达的清晰，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终结后多极化趋势的出现，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思维，越来越明显地朝着主张多样化的方向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了“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的观念，其根据是，“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2002年党的十六大重申了“维护世界多样性”的理念，并主张：“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维护世界多样性的理念作了具体化，即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表达“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的诉求时，对“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作了具体阐述，那就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中所包含的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的理念，涉及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对于整个世界而言，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道路是走向多样化，还是制度趋于单一化？

认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道路以及制度趋于单一化的，有两种理论表现，其背后的观念基础，是两种绝对普遍主义。

一种“绝对普遍主义”的观念，是从所谓的“理性的绝对普遍性”出发，把资本主义在依靠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而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和政治法律制度，当作人类文明的绝对形式，并把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而形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当作先验的“普世价值”。

马克思早就揭示了把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合理性上升为绝对普遍性的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合理性在于，它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它使人的依赖关系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从而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体现的劳动发生异化并进而导致人的异化，因而“资产阶级不加快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个人，即无产者。”[8]只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9]于是，本来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具有反封建专制主义意义的制度及其价值观，便被宣扬成具有了“绝对普遍性”。但是，由于其一，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条件，今天后发国家并不可能具备；其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人的异化的弊端，正是需要有新的社会制度来加以扬弃的。因此，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和价值概念，绝不是任何民族在任何时候都能够通行和必须通行的所谓人类共同的“康庄大道”。如果动辄以渗透着西方价值观的理论话语来诠释中国经验，甚至要求以此来规范中国道路，改革中国制度，其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

另一种是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从所谓“物质的绝对普遍性”出发来解释历史发展规律，认为历史规律是自然的物质运动所决定的，因而历史规律是如同“自然规律”一样，是“线性”的，即世界上不管什么民族和国家，都得经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经过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依次更替的发展阶段，而且每一阶段都有固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从物质运动的绝对普遍性出发而阐述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道路的单一性观念，否认了人的主体性、选择性以及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性和它的活的灵魂。按照它所说社会形态的单一性，既无法解释今天中国所走的道路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也无法回答当代世界文明、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更无法回应当代世界和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我们今天的教科书，还残存着这样的话语，既说“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经过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说“在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作用下，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又经过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再经过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循环论证，实际上并没有告诉我们，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究竟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本身，还是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作用的表现？因而实质上并没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究竟是什么？其背后蕴涵的方法论问题，是历史发展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了普遍性？还是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普遍性包含了特殊性？涉及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则是：马克思究竟是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来揭示人类发展道路的普遍性的，还是从人类发展道路的普遍性出发，来展开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的？

如果说马克思是从普遍性出发来来展开特殊性的话，那么从逻辑上说，这种普遍性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其一，是完全的经验归纳法，即马克思分析了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等绝大部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从而归纳出所有国家都将遵循着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规律，然后预测出所有国家都将走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发展到共产主义；其二，或者是纯粹的概念演绎法，即马克思从某一绝对普遍的概念出发，通过理论演绎，推演出人类使用国家和民族共同的发展道路。很显然，马克思没有做过第一项工作，而第二项工作，恰恰是马克思所要摒弃的黑格尔的思维方法，而被斯大林的教条主义阐释所运用，只不过是把黑格尔抽象的“绝对精神”换成了抽象的“物质”概念而已。

事实上，马克思是从人的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出发，从西欧资本主义自身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切入，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必然性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及其所带来的世界市场，造价了人类发展的“世界历史性”，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了普遍性意义。

对于西欧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大致作了如下的归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形式，而并非斯大林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只是在1859年马克思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才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0]但是，他此后又申明：“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1]

对于西欧资本主义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12]这里所谓的“历史地产生”、“历史的经济的过程”、“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等等，都是指的欧洲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具体性。

对于人类发展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因而没有“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13]也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的具体蓝图，以及关于“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药方。”[14]他们认为，对未来社会的蓝图制定得越详尽周密，就越要陷入纯粹的幻想。“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阐明，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5]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是多样性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世界历史性”，使得各国必须走现代化道路，这具有共同性；而这一现代化道路又必须摒弃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端，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样具有共同性。这一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性，根本上说，体现在马克思所揭示的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的解放程度不断提高的三阶段思想之中，即由人的依赖性发展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发展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至于通过什么样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各个国家和民族应该根据时代潮流和国情条件加以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的正确性，也是其具有世界意义的根本体现。

三、只有通过理论自觉以提升中国道路的理论特色，才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要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不仅需要依靠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等经验事实为根据，更需要有理论的自觉反思，摒弃上述两种以绝对普遍主义为根据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单一性的思维，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没有这种理论的自觉反思，或者可能使自己陷入西方中心主义而妄自菲薄，或者可能使自己陷入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而妄自尊大，而这两者都不可能确立道路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关系，同“三个自信”的关系，是有区别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关系，有两个层面，一是形成关系，二是地位或功能关系。从形成关系看，道路的选择决定了制度的形成和完善，道路的开辟决定了理论的创新。从地位或功能关系上，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这些关系统一于实践，是客观的关系。

然而，由于“三个自信”是对实践发展必然要求的自觉反映，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因而在“三个自信”中，理论自信对于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而言，是思想基础。坚持什么样的道路和制度，涉及政治信念和立场问题。而立场坚定取决于思想清醒，思想清醒则取决于理论彻底。我们的理论在面对道路和制度在选择和坚持中所产生的社会热点、理论难点和思想疑点的时候，只有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更准确地揭示实际问题、更深刻地批判社会矛盾、更科学地把握未来价值，使这一理论真正具有解释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才能不畏任何风险所惧，并避免走老路或邪路的干扰诱惑。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特色，才能增强道路自信。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是坚信我们选择的道路，既符合时代特征又适合中国国情，相对于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具有新的优势，其独特性中蕴涵着丰富人类文明大道的重要价值；同时，这一道路在选择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能使我们保持攻坚克难的精神状态。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是坚信我们所开创的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精神和人的解放的指导原则，是科学性价值性的统一，具有相对于其他现代化理论的比较优势；同时，这一理论的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特质，使它具有应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各种新挑战的能力。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是坚信我们在道路选择和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基本制度，是我国发展成就的制度化体现，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同样具有比较优势；同时，这一制度总体上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

没有自信，是妄自菲薄；而没有自觉，则是妄自尊大。我们所说的“三个自信”，是确信我们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现实和当代世界潮流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而并非从社会主义概念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中演绎出来的独断论判断。因此，这样的自信，需要以理论自觉为前提。

所谓在道路问题上的理论自觉，一是要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有清醒的理论把握，二是要反思我们在道路发展和制度形成中的不足和弊端，并自觉吸收其他道路和制度中形成的有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

在十八大报告中，对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确定的实践根据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不变”，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的清醒的理论把握。

在十八大报告中，对于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问题，作了充分揭示。并始终强调用有忧患意识。我们一个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遇到诸多瓶颈，如能否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使经济能平稳发展；能否缩小收入差距、切实改善民生，使社会能公平发展；能否发展民主政治、遏止严重腐败，使政治稳定发展；能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使民族能永续发展；能否驾驭同其他国家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使中国能和平发展，等等。突破这些瓶颈以化解各种风险，必须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一。通过彰显政治勇气和智慧，增强体制改革的自觉性，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民主政治体制，创新文化发展体制，构建社会建设体制，建立生态文明体制，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日趋完善，并且使对这一道路的理论阐释更具自信，从而在与当代世界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中，提升自己的话语权。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社会的统治思想、核心价值和话语主导权》（项目批准号：12YJA710018），教育部委托课题《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12JFXG01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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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6]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